中國版飛越瘋人院：密謀十七年的逃亡

壹
2011年2月10日，正月初八。淩晨四點，徐為準時起床，把最好的衣服和鞋子壹壹穿上，腦子裏壹遍遍彩排接下來會發生的所有可能性和要註意的細節。另壹間房間裏，他的女友春春也已準備妥當。

半個小時後，徐為和春春手牽手走到康復院門口。他們將要敲開值班室的門，告訴值班阿姨，他們要去買早點。

在過去的壹年裏，他們每天都嚴格遵守這個流程：淩晨四點起床，四點半壹起走到康復院門口，等值班阿姨開門放他們出去買早點。

按照慣例，值班阿姨會打開鐵門，讓他們出去。因為她知道，他們不久後就會回來，並且多帶壹份早點給自己。

早春的上海，淩晨仍是簌簌的冷。徐為和春春緊緊挨著站在鐵門前，徐為個子很高，像小學生壹樣雙腳並攏站地筆直，但仍然擋不住已經微微駝起的背。他緊緊攥著女友的手，放在自己身後。

此刻，他們正盯著鐵門上的鎖，心裏無比緊張。就在這扇鐵門邊上的墻上，有壹塊方形的金屬牌子，上面寫著：“精神康復院。”

為這壹刻，他們已經準備了十年。今天，值班阿姨會照例給他們開門嗎？

二
2000年10月，徐為乘坐的飛機落地廣州白雲機場。

大約是更早的10年前，他拿著中專文憑鉆進出國潮。剛落地澳洲，發現報讀的語言學校是山寨的，交了錢的住處也聯系不上，還沒有開始新生活，就背上了黑身份。10年間，徐為壹邊打黑工，壹邊爭取合法居留，但最終還是被遣送，蹭上了壹張免費的回國機票。

徐為並不想回上海老家。在國外什麽名堂都沒有混出來，碰到熟人肯定覺得丟臉。倒不如就留在廣州，把日子過好壹點再回去。

但是那種感覺又來了。他腦子裏抑制不住地出現了壹行字幕：“這裏不該有這麽多人呀，這裏面好像有人在跟著我。”周圍的人好像都在偷看他、試圖包圍他，走近又像沒什麽事壹樣散開了。徐為很希望能夠抓住壹個人問：“妳們到底是為什麽跟著我？”再細看，周圍都只是行色匆匆的路人。

這種感覺對於徐為已不再陌生了，仍讓他感到驚慌無措。於是他決定回上海。就這樣，十年之中不曾與家裏有很多聯系的徐為，空降回家。

回到家，徐為開始為自己在澳洲的經歷申訴，前前後後跑了澳大利亞領事館、華僑辦公室、外事辦等好幾個部門，但到都沒有音信。他經常打電話給在澳洲的朋友，電話費都花了兩千多塊錢。

徐為的大哥看到他這種焦躁的狀態，覺得他壹定是在國外把腦子呆壞掉了，發精神病了。2001年春節過後不久，徐為剛回家不到壹年，就被大哥和父親送進了壹家精神病院。

這是徐為第壹次入院，在那裏，他被診斷為偏執型精神分裂癥。

三
這種被跟蹤的感覺早在1994年，徐為還在澳洲的時候就出現了。

布裏斯班的木星賭場，在連續三個半月裏，徐為像有了金手指壹樣，逢賭必贏，每次至少贏5000澳幣，幾個月裏徐為贏了20多萬澳幣。那時他想贏到30萬就回國，家裏兄弟三人每人都能分到10萬澳幣。但就像過山車，爬到頂峰後接著便是急轉直下，而徐為在賭場裏坐的這趟過山車，頂峰就是20多萬。

那天徐為又壹次幹脆利落地贏了近2萬塊。他想乘勝追擊，但突然感覺到牌桌上有人出千作假，隨著作假的小動作，牌勢也發生了變化，而這些變化都是沖著他來的。

有壹股不可抗的力量在他眼前，要把剛才的好牌和好運壹筆壹筆地抹去。他亂了陣腳，把大把大把籌碼推上牌桌，壹直輸，輸光了手裏的錢，還去銀行取了錢，回到牌桌上繼續輸。就這樣，兩三天的時間裏，幾個月贏來的錢轉眼成空。

賭桌上的輸贏只是壹時，但那種感覺卻溢出賭場，滲入到生活的其它方面。他去找工作，覺得是有人在背後幫助他，安排他找到了這份工作；他走在路上，就感覺有人跟蹤他；他打電話，感覺電話被監聽了……如果說最初在賭桌上的那種感覺只是壹個小雪球，那麽這個小雪球很快就如失控壹般越滾越大。

徐為開始覺得每壹件事情背後都有人操控，每壹件事情之間都有聯系。即便是那些早已模糊的往事和故人，再想起來似乎也都有不尋常的隱喻。這種感覺漸漸把他的記憶、猜測和確有的經歷都雜糅到了壹起。

別人都說徐為病了，精神病，但他自己不這樣認為。真正有精神病的人會確信自己感覺到的就是真實發生的，但他並沒有這麽確信。徐為的這些感覺都只是猜測——可能是有人在監視我，可能是有人幫我安排了工作……每個人都會有這樣那樣的猜測。

他漸漸被巨大的謎團所圍困，即便在“有沒有病”這件事上，他都不是百分百確定。有時候他會說自己沒有病，有時候又會問這到底是不是因為他有病。但在別人看來，這就是精神病，最多也只是病得輕和病得重的區別。

四
2001年春，徐為第壹次被送進精神病院。那是壹家二級醫院，入院後有診斷，有醫生開藥，每隔幾天醫生都會和病人談談，家屬隨時可以來訪，看起來非常正規。

但就是這樣壹家醫院，在徐為入院的第壹天就給了他壹個下馬威：小護士要給徐為打針，他不肯，於是來了另壹個人把徐為打了壹頓，痛得他睡都睡不著。挨了這頓打，徐為就獲得了住院的第壹條攻略：如果不想挨打，自己就得太平壹點，不能跟人家搞事情。

徐為逐步意識到精神病院其實是壹個等級嚴格的獨立王國。醫生和護士是頂層階級。醫生掌握著開藥的大權，誰不聽話就給誰多吃點藥。與病人接觸最頻繁的是護士，從二十幾歲到四五十歲的都有，像帝王壹樣。有壹次，壹位病友說話稍微大聲了壹點，年輕的小護士立刻轉過頭，臉壹板，說：“妳知道規矩的啊。”聲音不大，但那個病友馬上嚇得壹句話都不敢說了。領教了幾次醫生護士的威嚴，徐為就獲得了在這裏住院的第二條攻略：醫生護士說什麽都必須聽，不聽不行。

位於獨立王國第二階層的是病頭——就像監獄大牢裏有牢頭，精神病院裏有病頭，病頭就是那些享有特權的病人。那些聽護士的話，讓護士比較看重的人才能成為病頭。徐為入院第壹天不肯打針的時候，就是醫生叫病頭把徐為打了壹頓。醫生和護士讓病頭做壹點上不了臺面的事，而病頭多少能從醫生護士那裏得壹點好處。

至於底層的病人能不能團結壹致反抗呢？基本是不可能的。徐為剛入院不久的時候，壹個年輕的病友和病頭吵架，病頭動手打了這個病友。醫生護士沒有懲罰打人的病頭，而是把被打的年輕病友送上電麻椅。

當時，住院經驗還不豐富的徐為仍有勇氣說兩句公道話。實在看不下去了，就打抱不平地和醫生說：“明明他是被打的，妳們放著打人的人不管，讓被打的坐電麻椅，妳們講不講道理？”

但只有徐為膽子大，其他病友都不敢作聲。後來住院的經驗值高了，徐為也就認清了在這個獨立王國裏並沒有道理二字。再遇到類似的情況，徐為也不作聲了。病友怪他：“妳為什麽不來幫我？”他說：“我來幫妳也起不到作用呀，只是多壹個人被打而已。”這是徐為記下的第三條住院攻略：作為壹個底層病人，只能昧著良心、事不關己。

那能不能向前來探訪的家屬求助呢？經徐為觀察，十個人裏面九個人的家屬是不會給予幫助的——家屬就是想把人關在醫院裏，他們不會管人會不會在醫院裏被打。

不能靠自己又不能靠家人，這醫院裏的人向外求助基本也是不可能的。曾有壹位病友投訴護士們自己看報紙，不給病友看。第二天，那幾個被投訴的護士對他呼來喝去了壹天，病頭也壹整天在他周圍晃悠。徐為看在眼裏，記在心裏，投訴這件事還是不要想了，如果讓他們知道妳投訴可就慘了。這不是壹般的住院攻略，是生存法則。

這家醫院的投訴渠道就像是壹個安裝得非常奇異的機關——它是這家正規醫院在明面上的標配，外人很容易看到，但裏面的人根本就不敢用。因為它像被接錯了端口，投訴的聲音難以傳到外面，卻很容易被那些被投訴的人知道。面子上，看似穩當的投訴渠道映襯了這家醫院的正規；裏子裏，病人們都不敢用的投訴渠道鞏固了這獨立王國對外的封閉，也鞏固了其內部嚴格的等級和微妙的人際關系。

徐為看清了這座獨立王國的圖景，太太平平地住了壹年，治療得差不多了，醫生對他說：“妳可以走了。”沒有人來接徐為，醫院也沒有要求壹定要有人來接才能讓他出院。那時是2002年，在精神病院裏住了壹年的徐為問別人借了壹塊錢，獨自出院，坐公車回家了。

如果那時他有預見未來的能力，壹定會感嘆這壹次住院的時間之短，更會驚訝這壹次出院是如此簡單。

五
出院後，徐為和父親住在壹起，找了壹份在工廠車間的工作，每個月1500塊錢。後來在漲工資的事情上和老板沒談攏，這份工作也就不做了。

徐為闊別家鄉十年，父子感情本來就比較淡漠。父親在心裏怪責他不珍惜工作的機會。徐為則不滿父親把日子過得糟心，連續三個月都吃青菜豆腐冬瓜湯不帶壹點變化。在2003年7月的壹天，父子之間發生了爭吵，直接導致徐為第二次被送進精神病院。

那場爭吵之後，父親去找了居委會。不知是因為爭吵真的過於激烈，還是因為居委會壹聽說他們要面對的是壹個“住過精神病院的人”，就覺得如臨大敵，居委會又找了派出所。

最後，父親、哥哥、居委會和派出所壹起把徐為送去了精神病院。看到這麽大的陣仗，徐為自知沒有能力反抗，便識相地跟著走了。這壹次，他被送去了壹個離家很遠的精神康復院。

入院的那天，只辦了簡單的手續，父親和哥哥就走了。醫生把他送進康復院的第壹間小屋子，收走了他身上的三五百塊錢，把門壹關，就不管他了。這間房間裏就壹張床，外面有鐵門，徐為在裏面住了壹個多星期。

壹有機會他就問醫生：“我到底有什麽病？”醫生不搭理他。不過藥倒是很快跟上了，徐為第壹次住院的時候吃的是氯丙嗪，這壹次就繼續吃氯丙嗪。在徐為壹而再、再而三的追問下，醫生勉強對徐為進行了壹次會診。但就隨便問了點問題，也沒出什麽結果。會診之後，徐為被分到了普通病房，和幾個病友合住。

原來新進康復院的人，都要壹個人在那個有鐵門的第壹間裏住幾天，像關禁閉壹樣，這大概算是康復院給新病人的下馬威。

這家精神康復院和徐為第壹次住的那家精神病院挺不壹樣。康復院裏的診斷和治療都沒有那麽正規，但整體上也沒有那種等級森嚴的氣氛。康復院對病人的管理比較松散，病友們平時能抽抽煙，病友之間還能做壹點倒賣香煙的小生意。如果說之前那家醫院是為了治病，這家則更像是精神病人的長期收容所。

壹開始，居委會的人會陪父親來康復院探訪。每次他們來，徐為都會強烈要求出院回家。居委會的阿姨嘴上答應幫他看看，但看著看著連人也不出現了。父親年紀大，不認識去康復院的路，沒有居委會的人陪著，便也不來了。

每天早晨6點半起床，中午11點午飯後午休，下午1點半起床，3點45分吃晚飯，4點回房睡覺，算下來壹天要睡超過14個小時。徐為就在這樣的作息裏開始了看不到盡頭的康復院生活。住在這裏面的人只有兩個選擇，要麽每天睡超過14個小時，再正常的人都能睡出精神病來；如果不睡覺，在白墻四壁的房間裏就只能發呆瞎想，想多了精神病就更嚴重了。有時他覺得康復院的作息並不是為了幫助裏面的人康復，而是在賣力地為康復院存在的意義服務。

看不到出路的徐為想到了逃。

大約是2004年的時候，壹個新進康復院的病人想要出逃，徐為便打算和他壹起翻墻頭爬出去。沒想到這墻頭比想象中的高很多，他們輪番踩在對方的肩膀上也夠不著，逃跑不成，徐為的腳還受傷了。想要出逃的病友並不只有他們兩個，但真正能夠逃出去的極少。有些人就算成功逃出去了，沒幾天又會出現在康復院裏。

但徐為覺得那些被抓回來的病友都是腦子壹熱就翻墻出去了，身上沒錢，腦子裏沒計劃，在街上遊蕩兩天，沒有吃沒有住，想想還是回來吧。還有壹些病友是逃回家的，沒兩天又被家人送回來了。

看多了這種出逃未遂，徐為便明白，即使翻過了康復院的墻頭逃出去，外面還有看不見的墻頭等著他。如果想逃出去，在外面生根，永遠不回來，就要沈住氣，長遠規劃，縝密安排。

六

長遠規劃的第壹步，就是要在康復院裏活成壹個模範病人的樣子。對住精神病院已頗有門道的徐為知道，只有活成壹個人畜無害的模範病人，後面的壹切才有可能。

在康復院裏有壹位自建立之初就住進來的資深病友，平時兼任康復院的總務——負責給病人發發東西，分分點心。總務是個外開放的病友，周末可以回家，周末結束再自行回來。

隨著康復院裏病人數量增多，總務需要壹個幫手，這就選中了模範病人徐為。徐為開始幫總務做事，漸漸就像康復院裏的半個工作人員，也和醫生護士建立起了壹種不同於醫患之間的人際關系。有了不壹樣的身份，不壹樣的人際關系，徐為的長遠規劃第壹階段進行得順利。

長遠規劃的第二步，是要拿回自己的證件。徐為的身份證在入院的那天就被收走了。他知道，要想在逃出去之後順利地生活，壹定要想辦法把自己的證件拿回來。因為早早就懷有這樣的想法，當康復院組織病人重拍身份證照片的時候，徐為立刻抓住機會，拿回了自己的身份證。除了運氣之外，也多虧了好病友人設讓康復院的醫護們在不知不覺中放松了對他的戒心。

長遠規劃的第三步，錢。錢的重要性顯而易見，過去那些逃出去又被送回來的病友，多半是因為身上沒有錢，所以無法在外面獨自生活。但是，在康復院裏要怎麽掙錢呢？

病友們之間最搶手的東西是香煙。康復院裏物資匱乏，連個小賣部都沒有，想要抽煙，就只能想辦法從康復院外買進來。徐為看準了這個商機，靠著給總務做幫手時建立起來的人脈，拜托護士們和總務幫他買煙帶進康復院，他再把這些煙轉手賣給病友，從中賺個差價。在康復院裏，香煙幾乎就是硬通貨。所以買煙這個特權不僅讓徐為賺到了錢，也讓他在病友中有了威望。

除了香煙貿易，徐為還承接了康復院上下200多號病人的理發業務。起初，院長說壹個月給徐為30塊錢作為理發補貼。徐為掐指壹算，覺得太少，壹個月30塊，買煙都不夠。他就去和院長談價錢，說全院200多個頭都是我理，少說也要給我壹天壹包大前門吧。軟磨硬泡下，院長答應每個月給他60塊。給200多個人理發，每個月只收60塊，這樣的事情若是放到康復院外面，簡直不敢想象。但對於康復院裏的徐為而言，這卻是來之不易的、通往自由之路的鋪路石

有了身份，有了人脈，有了特權，有了威望，還有壹點小錢的徐為成為了康復院裏的病頭。但徐為並不貪戀這康復院鐵門內的榮華富貴，他始終記得自己最初的念頭，要走到這鐵門外，獲得真正的自由。

七

2005年，徐為正在自己長遠規劃的上艱難前行。4月的壹天，他和總務站在院子裏，看見壹輛車停在康復院的鐵門外，壹個工作人員正把壹個年輕姑娘壹把從車裏拽下來。

有經驗的病友都知道，那個被拽下來的姑娘即將加入他們。徐為第壹眼看到那個姑娘時覺得她還像個孩子，就跟總務說：“哎呀，怎麽連小孩子都送進來。”後來別的病友告訴他，這個新同伴只是顯得小，其實已經結過婚又離了婚，孩子都16歲啦。

這個新病友就是春春。她看起來確實比實際年齡小很多，帶著壹點嬰兒肥，有壹雙笑起來彎彎的眼睛，說起話來溫柔靦腆，就像春天樹林裏毛茸茸的小兔子。後來，春春成為了徐為的女朋友，二人在康復院裏同甘共苦地相伴了十多年。徐為的說他和春春屬於壹見鐘情。如果他們相信丘比特的存在，2005年的那個春天，壹定有壹個瞬間，他的心被什麽東西紮了壹下。

兩人分開住在不同的病房，只能每天放風的時候在壹起玩。康復院裏的小花園、小操場、還有徐為和總務幹活的總務室都是他們約會的地方。徐為幹活的時候也會帶上春春，兩個人配合起來做事麻利，時不時會故作嫌棄地對形單影只的總務說：“妳怎麽這麽磨蹭！”

丘比特之箭不僅連起了兩個人的心，也讓康復院裏的醫護們亂了壹下方寸——公然在精神康復院裏談戀愛，這可是件大事。醫護們團結壹心要讓這樣的事情空前並且絕後。於是，護士們每次看到徐為和春春坐在壹起，就會說：“分開，不能坐在壹起！”醫生們更兇，每次康復院召集病人們開大會小會，醫生也會明裏暗裏、旁敲側擊、含沙射影地抨擊他們的戀情。即使無法將他們分開，也要補上壹嘴：“就妳們倆？做夢去吧！”康復院裏的醫護仿佛變身成為中學裏抓早戀的教導主任，而徐為和春春把壹切阻攔當作耳旁風，硬生生頂住了壹切壓力。

春春說：“這壹路，是我們闖出來的！”她壹向靦腆，但在說這句話的時候，她就像壹個和教導主任鬥智鬥勇、最終因愛得勝的高中女生，眼睛裏閃著星星。

丘比特之箭在徐為的長遠規劃上打了壹個轉向。但徐為並沒有因為愛情就打算放棄逃跑，只是計劃有變，他決心要兩個人壹起出去。

八

想要兩個人壹起逃出去，徐為之前的長遠規劃就要修改。

首先是要存錢，最主要的是存錢。在徐為看來，最重要的就是錢，錢，錢。在之前的規劃裏，錢還沒有那麽重要。如果逃出去，自己壹個人到東到西沒有牽掛，只要有壹點錢不至於餓死就可以。但有了春春，壹切就不壹樣了。在新規劃裏，他們出去以後肯定不可能很快找到工作，所以要有壹筆存款讓他們能夠租房子，買好壹點的衣服……徐為自己不介意風餐露宿，但他壹定要讓春春幹凈體面、有個屋檐。

於是徐為想盡壹切辦法在存錢的路上狂奔。壹邊是節流，徐為基本不怎麽用錢，連煙都抽得少了。食堂裏賣五塊錢壹份的水果，別的病友壹天吃兩三份，徐為就買壹份，給春春吃。壹邊是開源，徐為的香煙貿易已是康復院裏的老字號，每壹單賺三塊五塊，他又利用自己的人脈開拓了餐飲業務——幫病友從康復院外面買生煎點心帶進來，每壹單賺壹塊兩塊。病友之間有時候打牌小賭，在澳洲賭場經歷過大風大浪的徐為也重操舊業加入進去，壹般能贏個五塊十塊。他心裏覺得靠賭博賺來的是“黑色收入”，但也管不了這麽多了。

不僅徐為自己橫跨康復院黑白兩道賣力賺錢，春春也在邊上實力助攻。家裏人給她的零花錢，她都如數交給徐為存著；家人送來好壹點的零食、茶葉，她也如數交給徐為去賣給其他病友換錢。他們所有的錢都存在徐為那裏。

多年以後，當春春被問到，當時怎麽就這麽相信徐為，怎麽就不擔心他卷走他們壹起存下的錢自己遠走高飛呢？春春只是笑。老徐每天會和春春報告說我們存下多少錢了，存到多少錢我們就出去。和徐為不壹樣，春春家裏人會定期過來探訪，想要出去不會那麽難。可是她家人當時無法接受她在康復病院裏遇到的愛人。所以，春春還是死心塌地地決定和徐為壹起逃跑。

除了錢，徐為的長遠規劃裏還有壹件頭等大事——自由出入康復院的特權，還得是兩個人的。

這樣的特權必然能讓逃跑大計如虎添翼，但這種特權也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徐為苦心經營的模範病人人設再壹次起了作用。有壹次，康復院的護士選中了徐為讓他陪同病友外出看病。這，就是特權的開始。

康復院地處偏僻，每次有病友要出去看病的時候，徐為都要走到附近的大馬路上去幫護士和病友打車，到了醫院以後，掛號壹類的事也都由徐為包辦。雖然心中切切渴望的自由就近在咫尺，但徐為還是穩穩地沈住了氣，壹點都沒有表現出想要借機逃走的樣子。壹次、兩次，當徐為每次協助護士陪病友外出看病，辦好事又規規矩矩地回來的壹年多以後，徐為自己終於有了外出的特權。

跟醫生護士打壹聲招呼，他就可以出去溜達壹圈，幫病友買壹點生煎點心，只要當天回來就可以了。他還神不知鬼不覺地去了康復院附近兩家不同的銀行，給自己辦好兩張銀行卡，把之前和春春壹起攢下的錢存進了不同的銀行卡裏。

走得最遠的壹次，他搭上地鐵，直奔市中心。這也是徐為長遠規劃裏的壹部分，去市中心的核心任務是購物。他給自己和春春買了幾件比較貴的衣服，又花了300多塊錢給春春買了壹雙好壹點的皮鞋。徐為覺得逃出去以後至少要穿得像個正常人，不能讓別人壹看就猜到是精神病院裏逃出來的。

除了置辦正常人的行頭，徐為還做了壹項重大的投資——買手機。那時，他們兩人靠著這裏壹塊那裏兩塊的攢錢，每個月最多只能攢幾百塊，花錢的時候恨不得壹塊錢掰成兩半花。但在買手機這件事上，徐為毫不含糊，大手筆斥巨資1980塊，買了壹個能打電話、能看電視、能上網的智能手機。

康復院裏沒有電視，沒有電腦，更沒有哪個病友有手機。在這樣壹個被信息時代遺忘的小世界裏，擁有壹部智能手機的徐為簡直像壹個高科技傍身的未來人。為什麽要壹下花掉幾個月才能攢下的錢去買壹部智能手機？這裏面有徐為的深謀遠慮。要想順利出去，他們就需要隨時關註新聞，萬壹新聞裏“通緝”他們了，他們就要趕快想對策。所以，壹個能打電話、能看電視、能上網的智能手機並不是奢侈品，而是他們的剛需。

在那段時間裏，還有壹件事情讓徐為非常傷腦筋：“我是有特權的，可以隨便進進出出，可是我要怎麽帶著春春這麽壹個大活人在這麽多人的眼皮子底下壹起出去呢？”

絞盡腦汁，他們倆想出了壹個點子：買早點。徐為長期在康復院裏發展餐飲業務，他出去買個早點順便幫病友帶壹點，誰都不會覺得奇怪。他決定利用這個有利的條件，在買早點的時候帶著春春壹起出去。

有壹天淩晨四點半，徐為和春春走到康復院門口，跟門房的值班阿姨說，他們肚子餓了，要出去買早點。值班阿姨知道，徐為出去買早點是正常的，可他要帶著春春壹起去，就不符合規定了。但那時他倆戀愛已經四年多，是康復院裏的模範情侶。值班阿姨便全當是熱戀中的小情侶黏著對方，睜只眼閉只眼地放他們出去了。

致力於長遠規劃的徐為當然不會在第壹次買早點的時候就帶著春春有去無回。他們不僅規規矩矩地回了康復院，還給值班阿姨帶了壹份早點。從那以後，他們每天都在淩晨四點半的時候壹起出去買早點，每次都給值班阿姨帶壹點，每壹次買完都規規矩矩地回來。就這樣，他們用了整整壹年的時間，讓所有的值班阿姨都習慣了他們淩晨四點半壹起出去買早點的行為，並且相信他們只是單純地出去買早點，壹定有去有回。

有了必要的裝備和特權，徐為開始擔心他和春春的身體。要有好的體能，這是順利出逃的本錢。大約在2010年前後，徐為就在康復院裏放出風聲說：“哎，我這身體也是越來越差了，是時候要鍛煉鍛煉了啊。”放了壹陣風後，徐為和春春便開始在康復院裏鍛煉身體。他們不敢壹下子鍛煉起來，怕這變化太大，引起醫生和護士的懷疑。所以，剛開始的時候，他們只是每天早晨繞著康復院的小操場跑半個小時。等醫生和護士在不知不覺中習慣他們每天跑步的行為後，他們再循序漸進地增加強度，最厲害的時候每天跑上六七圈。

那時自徐為和春春啟動這項不可能完成的任務起已經過去了五個春秋。他們用五年的時間，基本落實了出逃大計裏的每壹個環節——攢下了近三萬塊錢、買了智能手機、有像樣的衣服褲子、能在早晨四點半手牽手光明正大地走出康復院。最重要的是，他們仍然在壹起，是彼此最信任的人。

在這五年間，徐為其實有無數的機會獨自遠走高飛。他有自由走出康復院的特權，身上有身份證、銀行卡、手機、錢。若是換上壹套像正常人的衣服，隱沒進康復院外的滾滾人潮裏再也不回頭，或許也就從此自由了——那是徐為渴求了很久的自由世界。只是那個自由世界裏沒有春春，他便壹直沒有進去。

九

2011年2月10日，正月初八，這是徐為和春春準備出逃的日子。那時候火車實名制剛剛推行，徐為用手機上網查到春節假期結束的第壹天，買火車票沒有嚴格的實名制。他們的目的地是廣州，因為那裏的冬天暖和，不用花很多錢買厚的衣服褲子。生活也相對便宜，實在碰到困難找不到住處，還有可能在外面扛壹扛，不像寒冷的城市，連躲的地方都沒有。

出逃前夜，徐為和春春仍然在各自的病房裏，腦子裏和心裏滿是興奮和緊張，度過了壹個不眠之夜。

大約淩晨四點，徐為起床，和過去這壹年裏的每壹天壹樣，他們在淩晨四點半的時候手牽手走到康復院門口，告訴值班阿姨，他們要去買早點。和過去這壹年裏的每壹天壹樣，阿姨打開了康復院的鐵門。和過去這壹年裏的每壹天不壹樣的是，他們心裏知道，這將是壹次有去無回的“買早點”。

壹出康復院的大門，他們便立刻到附近的大路上，攔了壹輛出租車，直奔銀行的ATM機。徐為從兩張銀行卡裏共取了壹萬八千塊，加上他們手裏原有現金，總共有差不多三萬塊。他壹早就想好，出逃的時候不能用銀行卡，要用現金，這樣才不容易被人找到。

取完錢，他們又攔了壹輛出租車，沖向上海南站。到達南站的售票處，他們買到了早晨9點10分發車前往廣州的火車票。壹切都如徐為計劃的那樣，壹氣呵成、暢通無阻。

終於，徐為和春春壹起逃出了康復院，真真切切地站在距康復院十幾公裏的上海南站裏，手裏攥著南下廣州的車票。這項不可能完成的任務到此刻已經完成了99%，就等時候到了，火車進站。壹旦踏上那輛火車，從此都是自由。

早春淩晨的上海南站還是漆黑壹片，大部分店都沒有開。徐為和春春覺得又冷又餓，就在車站小賣部裏買了兩碗泡面，果腹、取暖。經過了壹個不眠之夜和淩晨出逃的壹路顛簸，之前的興奮和緊張在此刻都化作疲乏困倦朝他們湧來。他們坐在南站候車廳的座椅上，漸漸打起了瞌睡。

徐為在心裏知道這是不對的。他想：“我們不應該坐在固定的地方啊，我們應該換位置，應該不斷地繞著南站兜兜逛逛，只有這樣，我們才不容易被人發現，才安全。”可是他實在太困了，壹點都挪不動了。好像又有人在他腦子裏打出壹行字幕：“不能坐在這裏了，有人在找我們。”可是他連動壹下的力氣都沒有了。他和春春就這樣在上海南站候車室的椅子上睡著了。

他們被人推醒的時候大約是早晨七點。睜開眼，站在面前的是他們再熟悉不過的人——康復院的醫生。醫生邊上還有壹個護士，兩個人，也沒有說話，就站在他們兩個人面前。這些年的壹切都戛然而止，沒有人能明白徐為和春春在那壹刻所體會到的絕望。

徐為對春春說：“安靜壹點，跟他們走。他們只要指著我們大喊壹聲精神病，我們硬逃也不可能逃掉。”

十

徐為和春春被醫生抓回康復院。

他們壹個被關在康復院的第壹間，24小時候不關燈，另壹個被關在康復院的最後壹間，24小時不開燈。徐為被關在不關燈的那間，晚上也明晃晃的，根本睡不好覺。沒有其它事情可做，他就在房間裏跑步，跑房間的對角線。康復院裏醫護們勒令徐為和春春分手，否則就壹直關禁閉。他們倆被分開緊閉，沒辦法互相通氣，但都態度堅決：“我們絕對不分手。”醫護拗不過他們，關了壹個星期後，就把他們放出來了。

除了這壹個星期的禁閉，他們為逃亡付出的另壹個代價是，之前享有的特權全部取消。

靠自己逃不出去，徐為便開始聯系媒體。他給各個大小媒體打了壹輪電話，只要是能查到號碼的，他都打了壹遍。有壹些根本不理他，有壹些告訴他會找記者跟進，但之後就沒有記者再來聯系他。

他又去找殘聯，希望殘聯能夠幫助他出院。但是殘聯的負責人對他說：“妳是精神病人，妳要叫妳的監護人和我談。”徐為聽了覺得荒謬，就是監護人把他送進來的，怎麽會願意接他走？

早在很多年前徐為就符合康復院的出院標準了。但是，康復院的慣例是“誰送來誰接走”——誰把人送進這康復院，誰就是康復院認定的監護人，即便壹個人符合康復院的出院標準，只要監護人不肯接走，康復院就不會放人。

當初把徐為送進康復院的是他的父親。父親在2008年去世以後，康復院就認定徐為的大哥是他的監護人。從此，徐為能不能出院，就由大哥說了算。康復院和大哥聯系過很多次，告訴他徐為能夠出院了。但是大哥的態度決絕——不接，就是不接。

他們的父親去世後留下兩套房子，徐為的大哥把兩套房子出租，租金都收在自己手裏。如果徐為壹直住在康復院裏，大哥就能壹直收租，在康復院裏的徐為連租金的影子都摸不到。

徐為又開始找律師，希望法律能夠把他撈出去。但很多律師壹聽說是壹個精神病人要打官司告自己的監護人，就像聽到癡人說夢壹樣。也有律師來到康復院，聲稱可以幫助他，開價壹萬壹千塊，卻連個正式的合同都沒有拿出來。徐為還是願意給他錢，想就當買個希望吧。康復院裏的護士都看不下去了，硬是幫徐為把錢要了回來。後來又來了壹個律師，先開價5000塊，後追加了2000，依然沒有簽合同，只給徐為寫了壹個收據。收了錢之後，這個律師便潦潦草草地幫徐為打了壹個官司，結果就是正式把徐為的監護權正式判給了他大哥。

就在徐為恨不能挖地三尺找到壹個能幫助他出院的人的時候，康復院的院長也沒有閑著。有了那次逃亡未遂事件後，康復院的院長覺得徐為也不是壹盞省油的燈，要是他再逃多幾次，康復院也吃不消。於是，院長也開始想辦法，希望有人能接徐為出院。

大哥不願意接，甚至立下字據說，把徐為關在康復院裏，出了什麽事情他負責。徐為的二哥生活在外地，又說自己身體欠佳，沒有能力照顧徐為，還是讓他呆在康復院裏吧。徐為家所在的居委會表示，小區裏住著幾個精神病人了，沒有能力再多照顧壹個，還是讓徐為住在康復院裏比較好。沒有人願意幫助徐為出院，院長便死心了。

徐為還沒有死心。見識過了冷漠的媒體、死胡同裏的殘聯、牛鬼蛇神壹般的各路律師，又輸掉了壹個官司，徐為確實壹度陷入絕望。

但後來，他聽說有壹部《精神衛生法》即將出臺，法律第五條裏寫著：“任何組織或者個人不得非法限制精神障礙患者的人身自由。”徐為覺得這部法律可能會對他有幫助，希望又被點燃了。順著這個方向，徐為找到了壹家關註《精神衛生法》的公益機構，也就是我當時實習的單位，希望我們能夠幫助他，走正規的法律途徑爭取出院。

2013年的時候，我們給徐為聯系了壹位願意免費代理徐為案子的律師，他專門去康復院裏和徐為簽了壹份合同，徐為將康復院和他大哥告上法院。2013年9月17日，法律程序啟動。2013年12月20日，法院送達立案通知書。

從立案到壹審開庭，用了大半年。壹審法院原定於2014年11月25日宣判，結果跳票了。壹直等到2015年4月，同事告訴我，徐為的案子終於要判了。我覺得徐為應該是穩贏的，醫院有記錄證明徐為早已符合出院的標準，而徐為的大哥和他有利益沖突，這些事實都太清楚不過了。

法律和輿論也在朝著對他有利的方向發展。徐為的官司被稱為“《精神衛生法》第壹案”，之前那些對他不理不睬的媒體都開始報道他，甚至有人來康復院看望他。

徐為的案子壹打就是兩年，我已經結束了公益機構的坐班實習開始在國外念書。判決日前夜，我想自己早晨起床的時候，同事們應該已經在慶祝徐為勝訴了。可是壹覺醒來，我只看到壹張照片，那是我第壹次看到徐為其人的樣子。

照片裏，徐為站在康復院的鐵門內，他個子很高，頭發有點灰白了。他雙腳並攏，認認真真地站著，但背已經有壹點駝了。他的律師站在康復院的鐵門外，向他送達壹審判決書，徐為敗訴。

法院認定徐為住在康復院裏是合理的，大哥作為徐為的監護人，將徐為安置在康復院裏就已經盡到了作為監護人的職責，再壹次將徐為能否出院的決定權交在大哥手裏。

徐為不服，上訴。

二審依然敗訴。

徐為仍不服，於是他的律師申請再審，申請抗訴。

均駁回。

直到2016年5月，徐為和他的律師走完了所有可走的法律程序，徹徹底底以失敗告終。

法院認為，如果監護人不同意，那帶著精神病人帽子的徐為就應該繼續留在康復院裏。判決書裏羅列了諸多理由，但歸根結底，其實就是大部分人在壹件事上的高度壹致——畢竟是個精神病人啊，放出來了，萬壹出事呢？

那之後，當我和別人講起徐為的故事，忽然發現故事的開頭已經從十年變成了：“我跟妳說壹個很傳奇的人，他在精神康復院裏住了快14年……”我不再關心徐為到底能不能出來，更想知道的是，在這漫長的訴訟裏，在這壹波接壹波的等待和失望裏，他會不會被擊垮？

當年圍在壹起感嘆的同事們都在各自的生活裏飛快地奔跑——有人結婚，有人生子，有人去遠方繼續學業。似乎只有徐為被困在了壹個時間停滯的平行世界裏，日復壹日的康復院生活依然沒有盡頭。

十壹

2015年和2016年，是徐為迄今為止的生命裏最難熬的兩年。為了出院，他把康復院和自己的大哥告上法庭。和大哥對簿公堂，親情從此就斷了。和康復院對簿公堂，但徐為還住在康復院裏，雙方就陷入了壹種詭異的博弈。整個官司以失敗告終，徐為仿佛聽見康復院的鐵門“哐當”壹聲關上，徹徹底底、嚴嚴實實地把自由世界關在了這鐵門外，出也出不去，活也活不好，死又死不了。

還記得1994年時，徐為曾在澳洲落難，賭博輸光了所有的錢、獨在異鄉沒有親朋、沒有住處。他想著去流浪當乞丐，結果發現地廣人稀的澳洲對乞丐也不友好，流浪了半天也看不到人和車，乞丐都活不下去。但相比起被困在康復院裏有吃有住的日子，徐為覺得，還是1994年落難的時候好，那時畢竟有自由。

唯壹的慰藉是春春壹直陪在他身邊。他們在壹起十年，如果沒有春春，徐為也許早就想辦法死掉算了。十年前，當他第壹次看到春春的時候，怎麽都不會想到這個看起來還像個孩子的姑娘會在多年後成為他活下去的支點。

2016年，徐為找到他的律師，他還是要爭取出院，再試壹次，最後壹次。律師把所有可能的方法都想了個遍，最終和徐為決定，再啟動壹個法律程序，要求法院撤銷大哥的監護權。如果能夠把大哥對徐為的監護權整個端走，那能否出院的決定權就能回到徐為自己手上。

在這個程序裏，最關鍵的壹環是徐為要做壹次司法鑒定，只有當他被鑒定為完全民事行為能力人，後面的路才能走通。對於這個鑒定，幾乎所有人都不看好。在徐為之前打的兩場官司裏，他已經被鑒定過兩次了，兩次的結果都不理想。這壹點並不奇怪，因為壹旦被貼上精神病人的標簽，就沒有什麽人能順利通過這個鑒定。

但在2017年7月6日，徐為從最初在精神康復院裏發展香煙貿易、開拓餐飲業務，到後來成為康復院裏第壹個談戀愛的人、第壹個用智能手機的人、第壹個帶著另壹個大活人光明正大逃跑的人、第壹個聘請律師的人，變成了第壹個被鑒定為具有完全民事行為能力的精神病人。

徐為拿到的司法鑒定結果上面清清楚楚地寫著：被鑒定人患有精神分裂癥，目前病情緩解，應評定為具有完全民事行為能力。

作者圖 | 幫助老徐走出精神病院的鑒定報告

走到這壹步，他堅持了15年。

但徐為並不著急正式出院，他還在康復院裏多呆了兩個多月。並不是因為他留戀這生活了15年的康復院，也不是因為他做事拖延。他心裏比誰都急，怕夜長夢多，怕院長變卦，怕那個來之不易的鑒定結果失效。但他還是要留在康復院裏，因為春春出院的事情還沒有解決。他壹定堅持要兩個人壹起走。徐為說，如果他壹個人出來了，春春在裏面關壹輩子，要受苦，他在外面也要苦壹輩子。

春春的監護人是她的哥哥，沒時間照顧她，所以不同意春春出院。律師出了個主意把春春的監護人變更成她的兒子，最終在2017年9月26日春春也拿到了出院的獲準，慢慢的春春家人也開始接受這壹段愛情長跑。

徐為和春春終於實現了壹起出院的大目標。9月27日，在律師和春春家人的陪同下，他們拎著大包小包的東西，昂首挺胸地走出康復院的大鐵門。從鐵門的這壹邊走到那壹邊，不過就是壹步，兩步。但他們壹起走了十多年，才走到鐵門外。還好，經過了這十多年，他們仍然壹起走。從今以後，他們有自由，兩個人在壹起的地方，就是家。

新天新地，壹切都是新的了。

兩天後，徐為記錄下了他這壹天的生活：

“今天東西差不多買全了，開始自己做飯吃。今天買了壹把空心菜6元壹斤，二個燈籠青椒7元壹斤，壹塊雞胸10元壹斤花了4.5元，壹點姜壹個大蒜頭3元，2斤雞蛋每斤5元，壹瓶燒菜酒5元。總共差不多花了40元。平常日子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