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是构建能够替代国家职能的社会治理体系的关键。

自由主义者经常强调削弱甚至废除国家的必要性——这种观点当然是正确的。然而，在反对国家的同时，我们还需要致力于建立那些能够对国家权力构成挑战、并为人们提供替代方案的制度。也就是说，如果我们真的希望削弱国家的权威，就必须鼓励、培育并维护那些能够独立于国家运作的组织或机构（如教会、家庭以及私人市场）。这些组织正是那些传统的古典自由主义者所所说的“公民社会”的核心组成部分。

也许这些社会制度中最为重要的是家庭。在所有人类社会制度中，家庭无疑是最“自然”的一种——因为它自人类诞生以来就一直存在，并且无处不在。家庭对人类的生活具有根本性的影响；这种影响是任何国家都无法取代的（也永远无法被国家所取代的）。

毕竟，国家既不是自然产生的，也不是人类社会所必需的；它只存在于特定的历史时期和特定的地域中。然而，一旦国家得以建立，它往往会试图削弱甚至取代所有其他社会机构。在欧洲近代国家的崛起过程中，这确实是一个普遍现象：国家的统治者们竭力控制教会、取代贵族的权力，并废除地方政权（如市镇或地区的自治权）。

同样，国家也试图削弱家庭在社会中的作用。为此，国家采用了多种手段，包括实行公立学校教育、征兵制度、建立福利国家体系以及征收遗产税等。家庭始终对国家权力构成威胁：因为家庭往往会吸引人们效忠于家庭而非国家机构；同时，家庭还能为个人提供经济和社会保障（即稳定性和安全感）。

在试图摧毁家庭的这个过程中，几个世纪以来国家的行动取得了越来越显著的成效。尽管家庭至今仍然存在，但其地位已经大大削弱了。

这对所有其他民间社会机构也同样具有重要影响。近几十年来的研究表明，那些拥有子女的已婚夫妇（即完整的家庭）是宗教机构、慈善组织、志愿活动以及社区稳定性的基础；同时，这样的家庭也是构建稳定社区的重要支柱。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家庭的逐渐解体已成为这些民间社会机构衰落的关键因素。

换句话说，家庭结构的变化（即家庭人口统计特征）是一个关键因素。随着结婚率和出生率的下降，民间社会的力量逐渐减弱，而国家权力的影响力却逐渐增强。

确实，从国家的角度来看，理想的社会人口结构应该是这样的：由单身父母组成家庭，每个家庭只抚养少数孩子，且这些家庭属于无宗教信仰的群体。研究表明，这样的家庭在参与公共事务方面积极性较低、社会稳定性较差、流动性较大、经济状况较为脆弱，并且与宗教机构的联系也较为淡薄。所有这些因素共同导致了社会凝聚力的削弱，以及人们对国家长期依赖的现象。

在建设文明社会的过程中，家庭成员（即家庭单位）发挥着更加积极的作用。

公民社会从来不仅仅是其中存在的那些市场机制而已；一个正常运作的社会其实是由无数非正式的社会网络构成的——这些网络存在于各种机构之间、社区内部，以及家庭内部。如果没有这些非正式的社会网络，就无法建立起一个充满高度信任的社会环境；相反，社会隔阂、犯罪率以及贫困程度都会随之增加。此外，那些对于维护公民社会至关重要的社会技能与相互间的忠诚关系，也必须被传承给未来的参与者。

多年来，一些社会科学家一直主张这样的观点：来自稳定家庭的成员在社会交往方面较为欠缺，也不太愿意参与公共事务。然而，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事实恰恰相反。像罗伯特·帕特南所写的《独自打保龄球》（Bowling Alone）这样的畅销书，恰恰揭示了一个早已被许多人意识到的现象：随着传统婚姻与育儿模式的逐渐被抛弃，人们之间的社会隔离现象日益严重。

已婚的父母通常是维持这些社会网络和制度所不可或缺的关键群体。例如，在 2010 年的一项研究中，Richard Caputo 发现……

家庭在培养公民意识方面起着重要作用：首先，通过家庭成员与社区中其他成年人的互动以及与教会相关的活动，这种公民意识得以在横向层面上得到传播；其次，父母在教育孩子的过程中，这种意识又在纵向层面上得到延续和传播。研究发现，已婚人士比未婚人士更倾向于参与志愿服务活动，主要是因为他们由于孩子上学等原因而拥有更多的志愿服务机会。其中，最常见的志愿者类型是那些有孩子的已婚父母（尤其是那些家中还有学龄孩子的父母）。

“公民参与”（civic engagement）可以有多种含义，但研究发现，已婚人士在那些属于“非激进型”（即不涉及政治言论或行动的）公民参与活动中表现得尤为活跃——例如参加社区筹款活动、支持当地企业和为非政治性组织提供志愿服务。Caputo指出：“超过四分之一的已婚人士（28.5%）属于‘非激进型’志愿者；这一比例几乎是未婚人士（14.4%）、分居者、鳏夫或离婚者（17.4%）的两倍。”

相比之下，未婚人士更倾向于参与政治活动，例如为某个政党担任志愿者。

此外，2018年的一项澳大利亚研究得出以下结论：

父母在引导子女参与公民活动以及鼓励他们积极行动方面似乎起着关键作用；他们的影响甚至比孩子在学校中获得的积极体验或通过与同龄人的友谊所受到的影响更大。我们收集到的数据反驳了“美满的家庭对公民社会的建设没有积极作用”这一观点，反而表明：家庭内部建立的牢固关系可以促使孩子与家庭之外的社会群体建立联系。

在这方面，已婚且有孩子的夫妇所做出的贡献在很大程度上属于“偶然”形成的结果。正如卡普托（Caputo）所指出的那样，养育孩子的过程实际上会促使这些家庭在社区中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并增强他们与其他家庭的联系。此外，已婚且有孩子的夫妇迁移频率较低，这有助于营造更加稳定的社区环境。已婚夫妇的婚姻关系通常比未婚同居伴侣的婚姻关系更长久；这种婚姻关系的稳定性为孩子们的家庭生活提供了更多的保障。即使考虑到收入因素，较高的居住流动性仍然会带来一系列负面后果，包括自杀企图、犯罪行为、精神疾病、药物滥用以及非自然性的死亡（即意外死亡）。

此外，美国住房和人类服务部的一项研究发现：“单亲家庭搬迁的比例是双亲家庭的两倍（分别为 26% 和 13%）。”孩子的存在通常会促使已婚父母避免任何形式的搬迁（哪怕是短距离搬迁）。父母可能从其他研究中得出了同样的结论：频繁搬迁会扰乱孩子的生活，并对他们的社会处境产生负面影响。

家庭与宗教之间的联系

与家庭一样，宗教机构（至少在西方）也对国家机构构成了竞争威胁，并在维护公民社会的独立性方面发挥了核心作用。宗教机构得以存在的基础，其实就是由已婚父母组成的家庭。

例如，已婚人群中参加宗教仪式的比例明显高于从未结婚或处于分居/离婚状态的成年人。当孩子加入这个场景后，这一现象变得更加明显（即已婚夫妇更倾向于参加宗教仪式）。

多项研究表明，在行为和生活方式方面，已婚人士与宗教信仰者之间存在显著的重叠。这是因为已婚人士往往具有宗教信仰，反之亦然。正如汉娜·塞里亚克（Hanna Seariac）所指出的：

此外，已婚人士通常更倾向于信仰宗教，并且会持续保持这种信仰。宗教与婚姻都具有显而易见的积极意义：研究表明，虔诚的宗教信徒往往更加幸福、更积极参与社会公益活动、更热心于社区建设，同时他们在健康方面也能享受到一些益处，并且更愿意从事慈善事业。婚姻不仅对夫妻双方有益，也对他们的孩子有积极影响；同时，婚姻还是实现经济稳定性的重要因素。研究人员发现，生长在单亲家庭中的孩子更容易对宗教产生负面态度，也不太可能参加宗教仪式。当孩子们目睹父母婚姻破裂时，他们在成年后往往不再信仰宗教，要么选择不结婚，要么婚姻关系不稳定。

这里存在一个反馈机制：虽然结婚和育儿会促进人们更多地参与社会活动，但其中大部分活动都是通过为宗教机构及相关慈善组织志愿服务来实现的。反过来，这种志愿服务行为又进一步增强了这些已婚人士与宗教机构之间的联系，使他们更愿意持续地参与这些活动。

数据还显示，那些经常参加宗教仪式的人更有可能结婚，离婚率也明显较低。这样一来，他们的婚姻持续时间会更长；而较长的婚姻又会促使他们更多地参与志愿服务和社区活动等等。

已婚人士与宗教信徒的政治观点

已婚人群中非政治性公民参与度的增加，很可能反映了他们对于国家权力持更为怀疑的态度（即他们的意识形态倾向于批评或质疑国家权力的运作方式）。

在关于人们参加宗教仪式频率的研究中，瑞安·伯格（Ryan Burge）得出以下结论：“在美国，几乎不存在‘使宗教思想变得更为自由化’的趋势……参加宗教活动的人越多，他们的思想就越保守（即越不倾向于‘自由主义’或‘进步主义’）。”这里的“liberal”指代的是“左翼分子”、“进步人士”或“社会民主主义者”。

在那些每周参加宗教仪式一次或多次的人中，只有不超过 16% 的人认为自己属于“自由派”或“非常自由派”；而在那些每周参加宗教仪式超过一次的人中，近 60% 的人认为自己属于保守派或“非常保守派”。这种相关性非常明显，甚至不受种族因素的影响。

这些保守派人士究竟相信些什么呢？针对我们的研究目的（即将家庭视为一种非政府性质的制度），2021年皮尤（Pew）的一项调查显示：自认为是保守派的人普遍认同以下观点：“政府几乎总是浪费资源且效率低下”，以及“政府干预得太多了”。相比之下，自认为是“自由派”的人则持完全相反的观点——他们坚决认为政府既不浪费资源，也不拥有过大的权力。

同时，已婚人士更倾向于将自己归类为“保守派”。这一现象导致了所谓的“婚姻差距”（即未婚人士与已婚人士在政治观点上的显著差异），尤其是在女性群体中。未婚女性往往比已婚女性更加倾向于左翼立场，并对政府的作用（尤其是政府在推动社会进步方面的作用）持有更为积极的看法。

很容易理解为什么各州及其相关机构长期以来一直试图削弱家庭及其他相关社会结构。如果公民社会的核心是缺乏稳定性的家庭，那么许多其他非政府组织也会受到牵连而变得虚弱；与此同时，像公立学校和福利项目这样的政府机构则会变得越来越重要，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

在这个现象中，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方面：保守派倾向于报告他们所维持的浪漫关系质量更高的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