倘无五四

人们常说“历史不能假设”。说什么“如果没有五四”、“如果没有文革”等等，似乎都没什么意义。然而，作为一种历史思考，从“没有五四”这一假设引申出种种逻辑后果，不仅有其意义，而且在历史哲学、政治哲学上都不乏启发性。就是从平常的眼光看来，想象一下“没有五四”的共和国史，岂不也引人遐想吗？

回望“五四”

“五四”刚刚过去一百年，应该说并非太久远的事。但它在人们记忆中还真正留下多少印记，恐怕是没有多少人能说清楚的。对于许多人来说，当年与今天的区别，恐怕就只剩下长衫、礼帽与旗袍了。治安官员颇不愿意提到“五四”，或许是职业本能所致，他们对于爱生事的学生特别不放心；对于学生的游行与闹事、乃至对于“五四”与“六四”，不免发生混错。往年曾有以游行集会纪念“五四”的惯例，后来就取消了；是否与上述担心有关，不便探讨。

不管怎么说，在关注国事者之心中，1919年5月4日仍然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就在那一天，北京的学生们——主要是大学生，也包括一部分教师与中学生——断然破除多少年以来的传统，抛开大家长们的权威与对政要们的敬畏，将对国事的责任果断地放在自己的双肩之上，发动了一场震动中外的爱国运动。运动的直接诱因是：当时正在凡尔赛召开终结一战的“巴黎和会”，中国的利益遭到列强的忽视，愤怒的北京学生喊出了“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的口号。

就在一天之内，学生们突然成熟了，成熟得让人刮目相看，甚至让一些胆小怕事的人心惊胆战、不知所措。这还是一些乳臭未干的人啊，他们那稚嫩的双肩，已能担当天下事吗？半个多世纪以来，这个国家就一直多灾多难，太平日少而动乱日多，学生们的激烈行动会掀起什么险风恶浪呢？

从来都安分守己、珍惜太平的中国百姓，不能不有这些担心。只有那些阅世更多、眼光更远的人，才注意到遥远境外的一系列坏消息，心中激荡着不平、愤怒与忧虑；他们与学生不能不产生共鸣。这些人构成当时的爱国者，他们遍布各个阶层，当然主要在知识界。以如此广泛的民意为后盾，“五四”所燃起的那把火，就难平息下来，而且越烧越旺，乃至成为遍及全国的燎原大火！于是，这块古老的土地终于颤动了、沸腾了、再也不能回归平静了！破天荒第一次出现了一种称为“运动”的东西，它如瘟疫一般漫延全国、扫荡宇内，摧毁一切拦在它前面的障障……。

“五四运动”有一些直接成果：国内的抗议浪潮迫使巴黎和会保留了中国的若干权益，惩罚了那些受到谴责的外交官……。但这一类的成果不多，而且最终看来实际效果有限。运动的真正成果，是它所造成的巨大影响，这些影响几乎决定了后来数十年的国家发展进程，后续影响甚至绵延至今。对于这种影响的评价，则百余年来难以定论，岐见最深的那些方面甚至成为历史悬案。

今天的中国人，除了对勇敢的“五四”先贤表示敬意之外，也不能不关注多方面的“五四遗产”，对这些遗产的各种后果进行一些评估。今天的中国人，终究是“五四人”的接棒人；而且，今天我们仍然生活在“五四人”的余泽之中；或许更恰当的说法是：我们仍然生活在“五四”的阴影之下。忽略或者忘却“五四”，固然是对“五四”先贤的不敬；对“五四”的肤浅理解与价值误判，或许是对“五四”先贤的更大不敬！

对“五四”的重新思考，一直是我所关注的问题。但这件事远不简单，不是急于拿出结论的时候，本文不打算全面谈论它。当下，我更想作一次精神漫游，想象一番没有“五四”的历史。在漫游的过程中，我不能不频繁地访问、请教“五四”先贤；在我的想象中，他们应当会有求必应吧。

没有“五四”的民国史

说“假设的历史”很难，首先就不知道该如何设定年限。例如，该说民国终止于哪一年呢？不如排除所有这类问题，根本就不涉及年份。此外，也不宜涉及历史的方方面面，仅仅就某些最值得思考的方面展开想象。下面专注于一件事：国共关系。

如历史教科书在不断强调的，“五四运动”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从而催生了中共的诞生。从今天看来，这一结论似乎也无需改变。因此，如果没有“五四”，中共的诞生时间及其宗旨、风格，都可能有所不同，而且可能大大改变国共关系。

如果没有“五四”，中共的出现仍然是迟早的问题，看看亚洲各国的情况就不难确信这一点。可以设想，中共可能在1920年代中期的某个时候诞生。中共的最初领导人，就未必还是陈独秀、李大钊等“五四”元老，这些人主要是《新青年》的旗手，他们未必有多少马克思主义的正规素养，但有较深厚的传统文化底蕴。新一代领导人可能出自周恩来、蔡和森、瞿秋白等人之中，这些人具有更强的国际背景，在年轻学人中有更广泛的人脉，因而将主导一个更有活力的中共，而这是有些偏执的老头子做不到的。

迟到的中共当然不再有参与“国民党一大”、从而参与改造国民党的机会。一旦失去这一机会，“国共合作”就谈不上了。没有了国共合作，国民党的损失是失去一股高度活跃的激进力量的推动，也可能失去苏联的鼎力相助。

国民党还有成功的机会吗？当时，左倾是一种世界潮流，国民党仍然会是一个富有激情的偏左政党，仍然不失推行一些激进主张的动力，有很大的机会赢得北伐胜利。在年轻领导人主持下的中共不失灵活性，可能在国民党主导的政权中获得某种微弱的地位。一旦这种微弱的国共关系破裂，就如同当时大多数亚洲国家中一样，中共将成为武装反对派，长期处于非法的在野状态。

没有“五四”的共和国史

毫无疑问，离某个历史事件愈远，在该事件的影响下发生的历史，就愈具有多方面的可能性。因此，较之于“没有五四的民国史”，“没有五四的共和国史”可能出现更多的变数。因此，下面不妨稍稍放纵想象力。

如在上节中已交待的，没有“五四”的中共可能具有一个非常不同的领导层，其中起主导作用的，既不是以农民为主的本土派，也不是以留苏学生为主的亲苏派，这就免除了旧共和国史中的痼疾：排斥现代教育、科学、技术的反智主义；盲目地尊崇苏式洋教条的教条主义。这就可能使共和国选择一条较理性、稳健的建国之路。对此，用不上激情满怀的想象力去赞美，但也不必忧心忡忡地担心着它会被异想天开的荒谬计划引向大灾难。它既不是成功的样板，但也不是东方阵营中无穷无尽的灾难之源。

东方阵营的任何国家，都不能没有自己的领袖；领袖是何等人物决定着国家的盛衰祸福。在大多数情况下，建国元勋们从他们的“朝圣之地”带回了自己的领袖：留法派拥回了胡志明；留苏派带回了大多数东欧国家的领袖……。中国呢？也是阴差阳错，它竟然错失了一个雄韬伟略的卡里斯玛型领袖。它的领袖颇承古风，温文尔雅，深孚众望，但略欠澄清环宇之志、统领八方之心，不是那种与天下枭雄争高下的人物。他游学外邦，有世界视野，不免少了些中华上邦的豪杰之心；他颇具周恩来的风采，很可能他就是周恩来！他众望所归，但未必能赢得普遍崇拜——那时的崇拜对象都需要某种疯劲！

这就使共和国的政坛上少了一个神坛，因而也少了一个让人敬畏的神。一旦没有了神，就没有了与神联在一起的一切，没有了神的呼风唤雨，没有了神的祸福相随……。只有经历了现代中国的种种风雨的人，才能体会到：一个没有神的中国，是多么幸运！对许多中国人来说，这是生死攸关啊。

一个没有神的中国，也就没有了唯有神才具有的风雨萧杀！现代中国最大的祸害，不是天灾、不是外敌，而是那永无止境的内斗！“整人”成了现代中国人的梦魇。但在一个没有神的中国，“整人”的烈度将会降低8度！ 1949年—1976年，某个神制造了55场政治运动，让无数才智之士惨遭横祸，不少人死无葬身之地！一个没有神的中国，就没有了“与人斗其乐无穷”，即使不能使运动消声，应当也不致视运动为伟业！

这个没有了神的中国，还如今天一样不断强调自己的特色吗？真不幸！它恰恰是多种可能的选择中最没有特色的一种选择，而这就最终成就了它的一大特色——恪守中庸！实际上，就是中庸之道，那正是中国的国粹，它本来应当被“五四”风暴一扫而光；因为没有“五四”，幸而被保存下来，竟然成了现代中国的重心，成了一个没有特色的国家的特色！具有这种特色的国家，不可能成为世界明星；中庸之道所规划的，就不可能是一条明星之路，但将会是是一条更安静之路、稍稳健之路。

一个失去了特色的中国，同时也就失去了现代中国的那些传奇，失去了那些让中外猎奇之士心潮澎湃的种种奇迹：大跃进；亩产几万斤的高产卫星；8个样板戏；小学毕业即可入门的工农兵大学生；能办出一所大学来的农村中学；在课堂上将爱因斯坦“批倒批臭”的无畏大学生……。这些奇迹与神一起消失了，你难道会认为这是“中华之光”的可怕损失吗？

告别“五四”

当代人多半会认为，根本不值得担心“生活在五四阴影中。但实际上，那种看不见的阴影让人倍觉寒意。眼望着远去的“五四”，留恋其阴影的人不免心有戚戚；而不再需要这种阴影庇护、甚至厌弃其阴影的人，则不在乎它的消失；更性急的人则干脆喊出了：

告别“五四”！

然而，“五四”可不是什么不足挂齿的东西，实际上是内涵丰富的庞然大物，岂能如同一颗灰尘挥之即去？即使“五四”今天怅然上路，明天你就会发现它并未远去，至少某些部分仍在。你不必也不能告别整个“五四”，告别其中你最不喜欢的部分就够了。

如果让我来选择，我将首先告别“运动”与“激进”。

我不知道“运动”何时进入中国；就说“运动随五四而来”，恐怕亦非大错。正是“五四运动”之后，中国才真正成了“运动之国”！“运动”也许不是什么坏东西，但事实上它在现代中国恶行累累。即使不告别所有“运动”，至少得告别“五四”那种风格的“运动”。

说告别“激进”就轻松得多，因为几乎没有什么人公开表示喜欢“激进”，今天的官方似乎也是如此。凡是官方不喜欢的东西，你就是一脚踢出去，也绝不会有人干预。成问题的只是：你能踢走激进吗？“激进”可是世界上最具粘性的牛皮糖！试试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