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归谁有？
人类创建了财富的所有制、土地的所有制、资本的所有制等等，但似乎没听说过“法的所有制”。真的，法归谁所有呢？别以为这是一个无聊的问题，你能在法官面前理直气壮地说“你无权垄断法律，法是属于所有人的”吗？不过，要想真正厘清“法归谁有”，恐怕即使大法学家江平，也不能或者不愿给出一个令人满意的回答。法并非一种简单的具体物件，没人见过有人将其塞入提包，然后理直气壮地宣称“这是我的法”。况且，即使有人拥有对法的所有权，所有者也多半不是某个个人，而是某个群体或者机构。并不需要深刻的洞见就能看出，法的所有者群体可能是：宗族、王朝、国家、国民……。这个系列，其实已展示了一个历史演进的图景，它似乎在朝向“法的公有制”！倘若果真如此，你该疑惑还是欢欣呢？
宗法
“宗法”一词并不陌生，早就出现在古籍中。此处关注的是宗法之“法”，它不见得具有现代意义上的法律涵义；当然，应当不至于与法律毫不相关。不过，无论它多么不像今天的法律，我都宁可将其视为法律，使得法律在其漫长的历史演进中有一个开端。至于这个开端之原始粗陋，那是不可避免的。
实际上，法的起源比最初的想象都更早。在远古时代，任何人类群体——家族、氏族、部落等等——要能够维持某种有序的稳定生活，都不能不有其内部规则，以协调其成员的利益与合作。这种内部规则，就已经是法的雏形。随着群体的扩大，上述的内部规则也逐渐演进，发展成愈来愈复杂、规范的法律。
可见，法的进化密切依赖于人类共同体的进化。
人类共同体的进化始于家庭，进而关联着以家庭为中心的家族，及种种家族复合体，在中国最重要的就是宗族。宗族是家族的某种放大，是由血缘关系纽带联结在一起的人类群体，历数千年演化而延续至今天，只是在现代潮流的冲击下仅仅留下一点残迹了。现代人早已不关心宗族，对之至多只有一点朦胧的印象。官方出于意识形态的理由，不时提醒新一代人对宗族的注意；只是，官方多半是在负面的意义上提及宗族，例如“警惕宗族势力复辟”之类。对宗族警惕之深，或许正是历史上宗族强固有力的一种返照。
顾名思义，“宗法”就是宗族之法。在王朝时代，下面就要说到的“王法”，才是社会生活的基石。另一方面，王朝容许“宗法”在“王法”之下存在，说明作为社会单元的宗族，在维系王朝统治秩序中作用重大，因而得到认可与重视。与现代的常见取向相反，王朝一般并不敌视宗族，王法也不排斥宗法。唯因如此，宗法才维持了其数千年的独立存在。
老一辈人对宗法不会陌生，尽管宗法的生存空间很小，且肯定会越来越小，但仍然有发挥作用的机会。我还记得老人流传下来的如下遗闻旧事：在旧时代，严重违背伦常——乱伦、犯上、忤逆不孝、反抗包办婚姻等等——都受到宗法处置，最严酷的一种刑罚就是所谓“沉塘”，即将犯者强行沉入塘中淹死。从现在看来，这当然是应被禁止的私刑，我不知道当时是否受到官方干预。
王法
在王朝时代，王朝垄断了全部社会资源，此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我不能不惊叹汉语的简洁高效，就这么几个字，就将王朝社会的图景概括无遗！至于那些无形资源，包括权力、法律等等，当然都属于王朝，并没有被遗漏之嫌，只是在逻辑上，这些都被涵盖在“普天之下……”这一短语中了。
这样一来，“法为王有”就成了王朝时代的铁律！
在辛亥之前，不可能有任何人对法为王有持疑。即使是最放荡不羁的人，例如魏晋时代的那些狂放文人，即使他们对某一个人或某一说法提出疑问，也不致整个地否定“法为王有”，否则就会有谋反之嫌。这种观念，既深深地刻入了所有人的意识，也融入了人们的日常语言。“王法”一词，无论在官方文告还是民间语言中，都是已固化的习惯用语，无人不知其固定涵义，无需任何解释。
王法的权威性不可能受到任何挑战。这种权威性，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延续到辛亥之后。就是在今天，大多数人的习惯思维中，仍然保留着“王法”的最高权威地位，这体现在如下语言习惯中：无法无天者被说成是“不怕犯王法”；对于恶人，则说“总会有王法治他”，如此等等。当然，现代人即使用“王法”一词，也意指国家之法，并非真正是某个国王之法。
现代人当然没有必要继续看好王法。尽管如此，对于王法却不能不仍然保持某些肯定，最明显的是：
A 所有权明确：王法为王朝所有（并非某个特定帝王所有）。
B 权威性：王法不容任何人（包括王室成员）挑战。
C 法律统治：王朝依据王法实行治理，而不是仅仅依据“帝王之言”治理；原则上，即使帝王也得服从王法。
我不敢说，王朝时代会完全遵循上述原则。但这些原则肯定得到普遍尊重。仅仅因此，就不能说王朝时代黑暗无边了！
国法
在王朝时代，“国法”一词似乎并不通行，那时的人也未必认识到需要“国法”，有王法在岂不足矣！在今天，“国法”一词倒十分流行，“党纪国法”就是大多数人的口头语。
首先遇到的问题是：国法与王法是一回事吗？如果不是一回事，其区别何在呢？这些问题的答案，依赖于立足在什么时间。
大体上可分如下四个时段考虑：
王朝时代前期——自秦至魏晋年代。在此时期，皇帝与其亲近大臣直接治理国家，还不存在后来那种分工明确、建制繁复的政府，可以说皇室就是国家。因此之故，在原则上与事实上，王法与国法都无需区分。
王朝时代后期——自隋唐至辛亥。此时政府已经充分发达，政府与宫廷的区分明确，皇帝并不能直接发布法律与政令；法律只有在指定部门或者大臣与皇帝一起签署之后，才具有法定效力。如果仅仅将如此形成的法律称为国法，那么，国法就不再是由皇帝个人负责的王法。这是区分国法与王法之始。此后，国法成为国家所有，并非简单地为宫廷所有，尽管在名义上，皇帝的意志仍然至高无上。
民国时代——名义上，辛亥之后实行共和制度，任何法律都需民意认可。但因尚未建立完善的宪政制度，缺少合法的程序贯彻民意，立法过程比较杂乱、随意。此外，法律来源也十分多样：抄自大清与西洋；仰赖强势政界人物的意志；由一定政府部门或者民意机构议决等等。但在文字表达上，不能不大体符合世界各国通例，因而仍然有最低限度的法制现代化，包括“法的国有化”。
新时代——1949之后，依据最高指示，彻底地废除了民国的法统，尤其是废除了《六法全书》，完全从头开始制定法律，主要蓝本就是苏式法律。那时的立法虽然后来历经修改，但基调大体保持下来。这就有了沿用至今的新国法。
顾名思义，国法应当“法为国有”。不过，如果诉诸事实，则说“法为党有”，或许更加恰当。如果用今天流行的表达，那就是：
今天的国法姓党！
约法
说到约法，不能不首先提到“民国约法”。
辛亥之后的一段时间，南北处于对立状态，国家陷入“民国临产前”的混乱与阵痛中。那时，倾向于共和的各界人士汇聚于南方，特别集中在上海、南京两地，其中除了各省实力人物之外，主要是原“立宪派”人物。对于制定新国家的宪法，这些人自认当仁不让。在南北达成和议之前，南方代表首先通过了“临时约法”，并依据临时约法选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在当时宪法空缺的情况下，临时约法就成了事实上的民国宪法。
使用“约法”一名，可以说准确地把握了这个基本文件的性质：它是民意代表经过充分协商之后达成的一种约定，可以说是一份“民约”。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固然没有关于“民约”的系统表述，但并不乏最初步的民约观念；至于古已有之的“乡规民约”，则正是现代民约概念的某种滥觞。
至于沿这一思路更进一步的理论探索，就进入卢梭的《民约论》了。在辛亥年间，最了解与最向往西方文明的那些中国学人，例如严复、梁启超等，已经熟悉了《民约论》之类的著作——此书就是严复最先翻译的。这就有了一种根本不同于传统经典的新思想：国家之法既不需要神授，也不需要某个圣人赐予，而只要综合民意达成某种约定，而这正是现代的约法思想。
原来，制定国家大法作为天下纲纪这样神圣的事情，与市井小民制定“乡规民约”，原则上并无两样！
完全来自民意的民约或者约法，“为民所有”是理所当然的。
仅仅从字面上看来，国法似乎比约法高超得多、神圣得多。另一方面，现在约法成了国法的基础。这样一来，对于国法的所有权，就有了一种全新的认识：
基于约法的国法，为全体国民所有！
无有之有
依据刚才的分析，国民已经拥有国法了！实在值得大书特书。
作为大国之民，今天我们已拥有很多东西：有主权、有理想、有目标、还有中国梦……。如果还拥有法律，岂不更自豪之至？但我们能有法律吗？当然有！理由有如上述：既然国家已有国法，而为国家所有的东西，当然同时亦应为国民所有。这样，每个国民就当然拥有国法无疑了！
只是有点令人懊丧：我们似乎从未有过拥有国法的感觉。倒不是说，国法就应当像糖果饼干一样，能够装入我的口袋，让我实实在在地体验到我真的拥有它。但也不能像现在这样完全虚无缥缈；至少，对于所有我感兴趣的国家法律，我应当、有权知道它有什么条文，有权知道它的由来、立法依据、制定过程、适用范围、实施情况、修订事宜……；如果对某些法条发生疑问，我有权知道向谁以及如何质询；如果我有某些修订建议，我有权知道该如何提出这些建议，以及如何质询建议的处理情况；如果发现某条法律被忽视、被践踏、被违抗，我有权知道该如何追责、如何控诉……。
你得耐心点儿，我的追问还没有完呢。我知道，一定有人早就不耐烦我这个死缠烂扰的讨厌鬼了——有什么办法呢，我就是有这份权利！凭什么？就凭“法为民有”这句话！就因为如此，法已经是我自己的东西，凭什么我不能过问它？如果我连关注、质询、提议的权利都没有，我还是法的当仁不让的拥有者吗？
当然，我还没有笨到真的想入非非，真的相信我已经实实在在地拥有法了——这种事今天没有发生，明天也多半不会到来！其实，我的耐性绝对一流，早已准备安静地等下去。作为当今世界最具自豪感的大国之民，作为反复宣示的“法治大国”的国民，我理所当然地拥有国家的法律——因为国法是属于人民的！另一方面，作为一个头脑健全之人，我也不能不相信自己的真实判断：我依然两手空空，手中没有任何东西，尤其没有我心向往之的国法。我不能自我欺骗，妄称法律已握于手中了。
我该如实承认：眼前的状态就是“无有”！另一方面，我也不打算否认名义上的拥有。“有”与“无有”，岂不南辕北辙？
那么，就认领了这个“无有之有”，岂不妙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