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父毁誉

提起国父，大多数人都不会有悬念，所指岂不就是“亚洲第一共和国”的缔造者孙中山。对于这位似乎众望所归的国父，任何稍稍离开既定主流结论的评论，都可能有大不敬之嫌，以致触犯众怒。因此，“国父毁誉”这种论题，聪明人都知道该远远回避。然而，我却不打算随俗，要告诉你一种很可能犯众怒的视角：孙中山的国父地位，面临一些重大的、难以辩驳的挑战。

功高日月

据说，民国年代的学生在“朝会”上要背诵《总理遗嘱》，也就是孙中山的遗嘱。学生们成年后至少会记得其中的第一句：“余致力于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孙中山辞世时仅五十多岁，上面这句话正表明他几乎一生都在奔走革命。仅仅这一点，就足以使坐享民国的学子们热泪盈眶！

在孙中山的时代，世界主要大国都进入了自由、法治、宪政的文明社会。而古老、颟顸的中国，依然停留在几千年的帝制牢笼中。中西两相对照，恰恰是文明与野蛮、开化与蒙昧的差别，你叫觉醒的那部分中国人情何以堪！如果没有一个人竖起革命大旗，唤醒国人，率领民众去推翻满清，即使觉醒的中国人心向共和，渴望自由、文明，面对满清的野蛮、残暴的专制统治，岂不唯有徒呼奈何！

中国历史上的任何王朝，在其衰朽溃败之际，绝不乏奋起反抗的猛士、策划颠覆的豪雄，却难得众望所归的举旗之人。况且，这一次不同于历史上任何一次改朝换代，此时需要的并非改换皇帝，而是要改换制度、改换文明，建立一个不再有皇帝的国家！凡此种种，在中国不仅史无前例，也根本未曾耳闻。所有旧式的造反枭雄、改朝换代的猛士，哪能充当根本变革中国的领袖？这个领袖应当是完全现代意义上的政治家，通晓世界大势，了解共和制政体，能够规划一个新型国家的未来。而已经游遍五大洲、广涉西方社会政治文献、熟悉文明世界的制度文物的孙中山，岂不正是上天赐给中国的一个领袖？

就是一个具备上述种种资质的领袖，倘不经历多年的浴血奋斗，百折不挠，始终不渝，又岂能达到成功？而孙中山在辛亥之前先后领导了十次起义，屡败屡战，务达最终目标而后已！这种精神与意志，竟能集于一人，岂不是中华之幸！

做到了这一切的孙中山，1912年在南京就任大总统之际，实在是实至名归！他为肇建民国，奋斗一生的事迹昭然于天下，其功高日月，看来并无争议。

国父的标杆

受制于中国当时的特殊情势，孙中山任“临时大总统”的时间不过数月，很快就让位于袁世凯。即便如此，此后多少年，孙中山的领袖形象仍然存于国人心中，他也受到当时国内许多政治势力的尊重与敬仰。这是一种很特殊的地位，不是当时那些进进出出的政界强人所能占有的。就是孙中山不当总统，他也是某种众望所归的中心人物，非一般力量所能撼动。

拥有如此尊崇地位之人，岂不就是国父吗？

从字面上看，“国父”一词颇有一点“父权”的意味，似乎特别适合中国这种最看重家族伦理的国家。但实际上，“国父”一词来自西方，是一种西方观念。简言之，“国父”就是国家的缔造者。在全世界，百年之内新国家数以百计，但真正能获取“国父”称号者并不多。可见，在当今世界，对于“国父”这个称号有一个社会各界心照不宣地认定的高标准，不是任何鸟人只要“打了天下”就可以获此称号。既然是心照不宣地认定的，“国父”的标准就不可能出现在任何国家的文件中，只能藏于世人的头脑里。

现在，我将这些标准概括为如下三条：

一 对于建立新国家具有第一位的功勋。
二 为新国家奠定了有效的制度、规划了正确的方向。
三 其德行足以为后世的典范。

这些标准很高吗？从习以为常的中国式思维看来，这些似乎并不很高，对每个建国者的誉美之词，都达到甚至超越这种水平。于此，就不要将专司誉美的官方文告的积习参和进来。至少，以学人的眼光下，完全达到上述三标准远不是容易的事情。

如果坚持这种高标准，那么世上会有这样的杰出人物吗？幸而，上天绝不会让“普世无典范”，恰好就有一个完全符合上述三标准的人物在，即使我不说，你也能断定这就是美利坚国父华盛顿！

对于美国之建国华盛顿有第一位的功勋，就不必说了。至于标准二，华盛顿做了什么举足轻重的事情，中国人就未必都知道了。简言之，华盛顿主持了长达50天的费城制宪会议；对于一个现代文明国家，再没有比制宪更重要的事情了。至于华盛顿的德行如何，即使放在全世界的古今领袖中进行评议，我也想不出超出华盛顿之上的德高望重之人了。至于今天川普称他已超华盛顿，不妨只当笑话看。

仅举一件事：美国独立战争一结束，华盛顿就几乎立即交出兵权，回家继续当农民去也。当时的一些军界要人纷纷致信华盛顿，以确保国家稳定为由，劝其就任国王。华盛顿怎么了？不仅严词拒绝，而且痛斥这些人竟敢提出如此荒唐的建议！

在近代中国，并不缺富有想象力的人。谈到孙中山时，就会有人脱口而出：孙中山不就是中国的华盛顿吗？那么，下面就不妨逐条检视一下，孙中山是否达到国父的高标准。

第一条：差强人意

对于建立中华民国，孙中山立了“首功”吗？我的结论是：大体上可以这么说，但毕竟差强人意。

如果说，辛亥年的武昌起义纯粹是一个偶然事件，一些人会勃然大怒。但可以肯定，它绝不是孙中山或者其他同盟会大佬预先策划的。当起义爆发时，孙中山本人远在欧美，只是听到辗转传来的起义消息后才匆匆赶回。孙中山的副手黄兴身在上海，在武昌军情火急加急电催后，才赶往武昌主理军务。起义的新军中不乏革命党人，但都是下层人员，可以说群龙无首，乃至不得不“从床底下拖出黎元洪”，强迫他担任义军首脑。后来主要由黄兴指挥的战事进行的并不顺利，袁世凯的北洋军主力到达武昌后，形势更加险恶；如果没有南北谈判的进展，仅依赖于军事上的成功希望极其渺茫。

孙中山本人并无特别的军事历练，但在辛亥之前颇热衷于武装起义，在南方边境地带先后组织了十次起义，但都规模很小，几乎都刚一发动旋即被扑灭，犹如在中国这个大池塘里投下几颗小石子，甚至没能掀起一点涟漪。如果继续以孙中山的这种方式策动革命，取得决定性成功的机会不多。

孙中山的主要贡献在于：他以数十年的不懈努力，组织了一支规模虽小但颇精干的队伍，同时广泛撒播了革命的种子，从而显著改变了清末的舆论环境，使愈来愈多的人感觉到，时局已经到了“改天换地”的时候；一场熊熊大火的干柴已准备好了。如此，才使得武昌起义之后，全国各地立即群起响应，致使满清土崩瓦解。

那么，辛亥革命的“首功”该归属谁呢？这就要看如何看待“革命成功”。如果仅仅着眼于革命的发动，即使孙中山不在武昌，以其无与伦比的前期工作，不能不将首功归之于孙中山。如果成功意味着推翻满清，那么以袁世凯的实力及其关键作用，他至少与孙中山一起拥有首功，或者袁世凯的作用更大一点。如果是指建立共和国，那么孙袁两人都有决定性贡献；考虑到孙中山在共和的理念上领先于所有其他人，他的作用应当更大一些。

如此说来，就不存在无可争议的理由，说“建立中华民国的首功”属于孙中山。

第二条：尚未成功

就“驱除鞑虏”与“建立共和”这两者进行比较，后者无疑更加重要。如果仅仅是前者，并不高于一次平常的改朝换代。就是“建立共和”本身，也不是一件单纯的事情，它至少包含两个方面：宣布共和国国号；奠定共和国的制度与方向。前者当然有标志性意义，但只有后者才是真正实质性的成就。然而，这件事远不简单。在辛亥年前后，与中国处于类似情况下的国家并不只一家，在制度建设上真正成功的，我不知道是否能举出明确事例来。

首先不妨肯定，如果在辛亥年能做成这件事，那么最有可能的不是别人，正是孙中山！奠定共和制度的首要前提是：具有毫不含糊的共和理念；了解共和制度的核心特征与基本元素；熟悉世界上一些主要国家的共和之路。不能说在这些方面孙中山已具备完全的素养，但在当时中国的政界人物中，他绝对是出类拔萃的，或许唯有宋教仁可与之比肩，但宋不幸遇难了。孙中山后来写了《建国大纲》一书，其中的主要理念应当形成于辛亥年，甚至更早的时候。该书为未来的共和国提供了一个真正的蓝图。今天的人尽可以说，这幅蓝图简陋粗糙。但在当时的条件下，达到这种程度的认知已经相当不错了。如果这一蓝图真有可能付诸实行，这样建立的共和国在逐步完善之后，未必不可以稳定立足于文明世界。

然而，不幸这不过是假设而已，孙中山终究没有做成这件事；直到他的临终之日，他的共和之梦仍然只是一个幻影。

孙中山何以不能将其共和理想化为现实，或许是他的共和理念本身就有重大缺陷；或许是他本人及其追随者缺少行动力；或者是他所处的环境过于恶劣……。将所有这些作出澄清或者解释，都不容易，就是置于一流历史学者之肩，都不会轻松。无论如何，这不是本文的任务。就本文的论题而言，我的关注点仅仅是：孙中山未能在任何意义上建立起共和制度。于是，他在临终之际所留下的遗憾，岂止“革命尚未成功”，也应包括“共和制度尚未奠定”！

至于《遗嘱》中的“革命尚未成功”，是指共和制度建设尚未成功，还是仅仅指“权力还在他人手中”，则只有去问孙中山了。不幸的是，历史与现实的提示都明显指向：现代中国的主要政治人物所关心的恰恰是：权力在谁手中！孙中山似乎也不例外。

第三条：非仅疵瑕

已经稳居“国父”之位都近一百年了，今天还去追问孙中山的德行如何，不免令人匪夷所思。不过，历史思考并无禁区，在21世纪的今天看来尤其如此。看看伟人行状又如何？这对于先人、今人与未来者，都无坏处。

今天，对于古今中外的杰出人物，再少阅历的人都可以说“已经阅人无数”了。人们的普遍倾向是，宁可成全各个时代的伟人，不去挑剔他们的缺点，凡属没有确证的过失，宁信其无而非信其有。这种取向，更适用于素被敬仰的孙中山。

那么，孙中山也会有缺点吗？普通人或许宁信其无；但历史学家的职业本能阻止了他们这样做。历史学家告诉我们一些什么呢？

真不幸！历史学家传递了不少坏消息。此处仅举数例，它们都颇令人震惊。如果你感觉不佳，就捂住耳朵吧。

众所周知，“刺杀宋教仁案”是民国第一大案，受到公众与学界的持久关注已经百年有余了。此处不去评价宋教仁，尽管不少人认为，在一些方面宋教仁是比孙中山更优秀的领袖。我们自早年起听到的标准教科书结论就是：袁世凯主使谋杀了宋教仁！这并不惊人，无论事实是否确实如此。真正惊人的是：近年来历史学界的新说法是：谋杀宋教仁的就是孙中山！我看过有关材料，不想说事情就是如此，只想说，如何能完全驳倒指控孙中山的那些理由。如果这些指控被证实，贴到孙中山身上的，就不仅仅是瑕疵而已！

孙中山与陈炯明之间的争执，是另一件著名的民国公案。今天，陈炯明早已潜居地下，谈论其是非有失公道。如果仅仅是理念之争，论其是非并无不可。但主流的国民党人对陈炯明的指斥，已经远远超出理念的范围。我不想讳言，就我所知，孙中山对陈的怨恨未免太过了。陈是忠心报国而又为人坦荡的人，他被污名化的程度，恐怕是史上无二了。

“贵人多忘”或许是规律。但看到史上有那样多对孙中山有重大帮助的人，后来得到的只是忽视、侮慢、甚至恩将仇报，我不禁深深地为这位伟人必然形象受损而惋惜。孙中山真有这种“疏忽”吗？只举出“致公堂”的那些洪门兄弟的遗憾就够了。

至此，似乎已有足够理由表明，孙中山离“国父”所要求的三条高标准，还有不小的距离。那么，我们得承认他是一个有所欠缺的国父呢，还是干脆认为，在中国根本就不宜设此“国父”之位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