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彬彬的荣与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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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彬彬终于被选为北师大女附中的“知名校友”,得以荣耀地载入史册了。

这不失为一件美事,但可惜被王晶垚的愤怒冲淡了。

卞仲耘的丈夫王晶垚,原社科院近代所研究员,届93之年,为其亡妻之冤屈,仍然不得安静地颐养天年。不过,无论王晶垚夫妇如何值得社会关注,但在媒体看来,其新闻价值却远不及宋彬彬。于是,宋彬彬的传奇故事又被搬上了《南方周末》,而且占去了几大版!好在王晶垚毕竟被请来作陪了。

宋彬彬,这个当年红极一时的红卫兵明星,竟然风采不减当年,如此受人追捧,我不禁一时失神,记不起今夕何夕了。

宋彬彬委屈了

宋彬彬故事的最初也是最浓墨重彩的两笔是:

1966年8月5日,北师大女附中副校长卞仲耘被学生毒打致死,宋彬彬当时是女附中文革委员会的副主任,这使宋彬彬与载入史册的“8.5事件”脱不了关系;1966年8月18日,宋彬彬作为红卫兵代表,在天安门城楼给伟大统帅戴上红卫兵袖章;在谈到彬彬二字时,被面谕其“要武”。

自此,8.18一方面作为中国红卫兵运动的受洗日,同时也作为宋彬彬个人无比荣耀的面圣日,载入了史册。

8.18之后的相当一段时间,宋彬彬享受了任何个人一生难得的荣耀:宋要武名扬全国,给宋要武的电报信件如雪片般飞来,仿佛一夜之间宋要武成了二郎真神,全国各地与阶级敌人鏖斗正酣的红卫兵纷纷求援于宋要武,宋要武的大名被无数的组织借用——连当时的湖北省委书记王任重竟也屈尊求助于宋要武——似乎仅仅她的名字就抵得上一师精兵。宋彬彬8.18献红卫兵袖章的大幅照片,出现在全国各大报刊及所有需要造势的地方。宋彬彬真正成了光彩照人的大明星。

世上事常常是喜极而悲,福极祸至,宋彬彬恰好应了这一千年古训。

没过多久,宋彬彬之父宋任穷作为走资派被打倒,宋彬彬立即从顶呱呱的红五类变成了被人唾弃的黑五类,这不啻从荣耀之巅跌入苦难之渊;她被剥去了一切光环,抛到边远的内蒙农村当了知青。

文革之后,宋彬彬到了美国——这个当年红卫兵发誓要打倒的国度——读了博士,终于做起了美国白领。但这并没有结束宋彬彬的噩梦,她依然是当年红卫兵的符号,涉及文革的各种文章书籍绝忘不了她。在中国民间的文革史中,宋彬彬依然是那个令人谈虎色变的宋要武,依然是红卫兵领袖,依然是毒打卞仲耘致死的主要凶手,依然是那个传奇般的杀人暴徒。这一切令宋彬彬悲愤至极,却又无可奈何,只好一概充耳不闻。

沉默多时之后,宋彬彬终于奋起为自己辩护了。她的辩护真的不无理由。对于那些广为流传的诡异旧闻与闾巷故事,宋彬彬反复申明了自己的辩诬。

——宋彬彬改名为宋要武。宋彬彬坚称,她从未用过宋要武这个名字。在北师大女附中,凡是寄给宋要武的邮件,她一概不收。她根本不认为,她应当为传说中的宋要武的任何行为负责。

——宋彬彬是打死卞仲耘的主要凶手。宋彬彬坚决否认。她称根本就没有动手打过卞仲耘,甚至不在打人的现场,对于卞仲耘的死不负任何直接责任。

——作为红卫兵头头宋彬彬要对卞仲耘的死负主要责任。宋彬彬称,她当时并不是红卫兵的负责人,当时也不存在正式的红卫兵组织。因此,对于卞仲耘的死,她连间接责任也没有。

——宋彬彬是亲手打死过六七人的凶手。宋彬彬称,这完全是无稽之谈,她根本就没有打过人,她也反对打人。
对于宋彬彬的申辩,在没有看到证据确凿的反驳之前,我没有理由不相信她。

宋彬彬荣归了

但是,宋彬彬却不只是满足于洗脱污垢,她还要恢复她的荣光!

1989年,宋彬彬的丈夫回国经商,颇有斩获,进入“先富者”行列。2003年,宋彬彬回国与丈夫团聚。此前,对于流传于野史稗闻中的种种指责,宋彬彬始终保持沉默。现在丈夫坚决劝告她:你自己不说,就永无清白之日了。宋彬彬开始接受访问,接触媒体,通过各种途径传达自己的辩白。

终于有了一次挽回荣誉的最佳机会。2007年北师大女附中准备90周年校庆,其中一项重要内容就是评选“知名校友”。当时的女校长袁爱俊及一些校友看中了宋彬彬。她们显然知道宋彬彬是有特殊公关价值的新闻人物;至于她们是否诚心敬重宋彬彬,则不得而知;也许这并不重要。

宋彬彬当然也知道自己的特殊身份,不会想象不到成为知名校友可能带来的冲击。她思考再三,痛苦至极。最后,还是丈夫的话打动了她:如果得到母校认可,所有诬陷不实之词不就不攻自破了吗?这样,她终于接过了知名校友的桂冠。

这还不是最大的好消息。很快有人告诉她:8.18献红卫兵袖章的巨幅照片又出现了,它被放在校庆展览的显要位置,吸引了许多人的注意。这可才是她真正为之怦然心动的东西,是她数十年来念念不忘的荣光,是她足以用来抵消任何指责的最后盾牌。她站在当年那个英姿焕发的自己面前,能不感慨万千、心潮澎湃!

现在,宋彬彬总算荣归了。在家人、朋友、师长面前,在无数认识的与不认识的文革追忆者面前,宋彬彬又是那个热情奔放、受人仰慕的女红卫兵了。几十年来那许多苦难、委屈与泪水,现在终于可以抛诸脑后了。想到这一切,宋彬彬能不喜出望外、忧惧全消吗?

宋彬彬道歉了

从去年开始,在中国的媒体上,突然出现了一种令人陌生的声音——道歉,对于文革罪错的道歉。最知名的道歉者是陈小鲁,这并非仅仅因为陈小鲁是陈毅元帅的公子,也因为他是红二代中有名的开明人士。在陈小鲁带头掀起的道歉浪潮下,致力于追责文革的人士期待已久的宋彬彬终于出场了。

2014年1月12日,宋彬彬面对女附中当年的文革受难者、一部分受难者家属、老同学,字斟句酌地说出了以下这番话:“请允许我在此表达对卞校长的永久悼念和歉意,为没有保护好胡志涛、刘致平、梅树民、汪玉冰等校领导,向他们的家人表示深深的歉意,这是我终身的伤痛和懊悔。”

不能说宋彬彬没有诚意。这不是消弭宿怨、赢得谅解的最后一步吗?而宋彬彬最希望得到的,无疑是王晶垚老先生的谅解。在宋彬彬道歉之后,老先生的谅解不是理所当然吗?况且,老先生本是极通达之人,他早就公开表示能够原谅那些打人凶手,说他们是被唆使的。对于宋彬彬本人,老先生也实事求是地说过:“她没有参与打人,但她是一伙儿的。”宋彬彬不无希望地等待着老先生的谅解。

但是,老先生没有谅解她。2014年1月27日,93岁的王晶垚在网上发表《关于宋彬彬刘进虚伪道歉的声明》,强烈表示:“在8.5事件真相大白于天下之前,我决不接受师大女附中红卫兵的虚伪道歉!”与此同时,网上对宋彬彬道歉的恶评也潮水般涌来。

现在,宋彬彬似乎又回到了那个受委屈的原点。在许多人看来,宋彬彬似乎还是那个要为卞仲耘之死负责、却始终不肯真正反省的前红卫兵头目!

宋彬彬该醒悟了

宋彬彬的故事看来三折九回、扑朔迷离,真假莫辨。实际上,事情并没有那么复杂。如前所述,事件的大概线索已经清楚,厘清责任也无困难了。

结合宋彬彬的自述与王晶垚的表态,我们已能足够清晰地断定:对于卞仲耘之死,宋彬彬确实没有直接责任——用我在《责任与问责》一文中界定的说法就是,宋彬彬没有法律责任与纪律责任。如果问责仅止于直接责任,那么宋彬彬确实可以问心无愧了。

于是问题在于间接责任——即道义责任与良心责任。以道歉中所展现的至诚,宋彬彬应当有承担间接责任之心。那么,在这一点上宋彬彬的反省是否到位呢?

首先,宋彬彬作为女附中文革委员会的副主任——当时学校的一切权力已经归于文革委员会——具有约束学生的责任;在事件发生之后,具有组织就医抢救的责任。那么,宋彬彬尽责了吗?仅仅说“没有保护好”云云能交代过去吗?况且,否认自己的负责人身份不是一种诚实的态度;以那时尚无红卫兵为由更无道理——无论是红卫兵还是“革命学生”都是你管辖下的同一批人,关键的问题是你没有尽最大努力去运用你所有的约束权力。既然如此,你不该承担道义上的责任吗?

更重要的是,在8.5事件之后,你曾有过自省吗?面对卞校长的悲惨遭遇,你的良心震颤过吗?对于你所目睹的种种暴行,你反思过吗?对于无法无天且罪恶累累的红卫兵,你谴责过吗?你没有!否则,你就不会对红卫兵怀有发自内心的荣誉感,就不会以8.18为一生的无上荣光了。你心中的爱憎是十分清楚的:打人的红卫兵,响当当的红后代,可爱极了;被打的死难者,可恶的黑帮分子,死有余辜。

你会说,那时你年幼无知,是被蒙蔽的无辜者。但你后来还继续被蒙蔽吗?有40年的时间用来清理往日的是与非,还不足以使你自省吗?40年来,你饱尝了被曲解被冤屈的痛苦,你也想象过王晶垚一家人的悲痛吗?你曾为自己过去的文革积极分子与红卫兵的身份有过羞耻之心吗?你丝毫没有!否则,你能心安理得地接受“知名校友”头衔,能在自己的8.18巨幅照片面前沾沾自喜吗?即使到了今天,你仍然认为那是荣耀,而不是羞耻!你内心依然坚强如故,依然不愿割舍自己的“光荣历史”,你能指望王老先生的谅解吗?老先生在丧妻的苦痛中熬过了近50年,他等待什么呢?

他能接受一个并未真正割断文革孽根的人的道歉吗?

你可能抱怨:这未免太难为你了。你会说自己不过是就事论事,至于一般意义上的文革是非,没想过呢。当然,你有权利不想这些,也就不必担负什么“良心责任”了。你有权利深居闾巷,不问世事,甘愿寂寂无名。没有任何人有权利打扰你的晚年生活。只是你应明白,这样一来,你就无权去同时享受“知名校友”的美名,享受美照高悬的那份风光。两者兼得——既过安静日子不受干扰,又享受早年的荣光——你没有这个福分,谁也不应有这种福分。你在心舒气爽地伸手接过母校给予的荣誉时,难道真没想到,这会给悲痛中的王老先生带来多深的伤害!你好歹也是受过高等教育之人,难道你的理智就真的不能判断:一个对8.5事件负有责任的人却享受荣光,与对卞仲耘及其家人的道歉,是尖锐对立的吗?

宋彬彬绝不是感情麻木的人,否则,她也不至于那样敏感于自己被误解、被冤屈。在宋彬彬不应承担直接责任这一点上,她确实被冤屈了。任何人都有权利控诉自己的冤屈,宋彬彬当然也不例外。但以宋彬彬那种特殊身份,不更应想想与你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那些受难者的痛苦吗?说实话,与受难者的苦痛比起来,在美国风光着的宋彬彬的委屈,真的算不了什么。宋彬彬自称为此痛苦了几十年,也太矫情了吧。

无论宋彬彬有多少委屈与遗憾,也无论她是否愿意承担“良心责任”,都不是特别重大的事情——至少,并不比有关王晶垚先生的一切更值得关注。但我们读到的是《南方周末》占整整两版的长篇报道,我们从字里行间感受到的是对于宋彬彬的无限同情,而这就不是滋味了。

宋彬彬自然不无可同情之处,但将这种同情放在卞仲耘家人苦难的背景下,就不近情理了。《南方周末》是一份有影响、有口碑的媒体,但在这件事情的处理上,是让人失望的。

撰写报道的大概是位年轻人。今天的年轻人未经历过文革,对于文革的苦难并无切肤之痛,是可以理解的。但媒体的倾向, 并非无关宏旨。目前的潮流是:文人们不惜将大把大把的眼泪洒向那些命中多舛的贵族——倒运或一度倒运的高官显贵、红二代——仿佛他们才是文革的唯一受害者。

在受害者的队伍中,今天甚至有人还加上了江青、毛远新、姚文元、吴法宪、邱会作……。说所有这些人都是文革的受害者,逻辑上当然没错。但是,如果将一小批受难贵族置于特殊地位;以至于认为加害人与受害者不再有区别了,终于众生平等了,那么,最后胜利的恐怕并非公平与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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