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大学老师（三） 张振佩：撑起历史系一片天@hqy二哥贺汪泽原创首发|月旦评

历史系只有一正两副三教授。正的姚公书，前面说了，两副，一是教日本史的，没住校，没见过，姓甚名谁都不清楚。两个年级一起开课，满满一教室，坐后面的，老师的头都看不清楚。其实，也不用看清楚，反正不考试，不交作业，听听而已，和坐茶馆一样自在。

另一位就是张振佩老师。

四年级的中国史课他全包了。他先上史学名著选读。这课，好几个老师可开，正系主任姚公书、副系主任曾昭毅都开过，只讲《左传》、《史记》、《汉书》、《三国志》、《资治通鉴》、《史通》这六部书，触类旁通，中国古代史书都讲完了。如果交给年轻老师来讲，搜集一下有关论文，就书论书，有点无面，同样可应付局面，效果就有别天壤。到底是四年级了，学生也读了不少书，有特殊兴趣者提出一些老师都没涉猎或没深入思考的问题，被学生问倒了，面红耳赤不说，也许反映到系里去，就够你喝一壶了。张老师这样的饱学之士，为著书，这些书他都深入钻研过，上下贯通，左右逄源，不时对时贤见解加以评论，滴水不漏。学生在他不经意的点评中，从方法论的高度受到启发，以少少许换得多多许。

社会上有些人总埋怨大学老师拿高薪，常年不上课，不坐班，以为日子过得太舒服。其实，唱戏的，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上课的，讲台上一站，高年级的学生几分钟就能掂出你的重量。有的老师讲稿背得溜溜熟，其实是白开水一杯。为什么要投名师，读名校，就是这个道理。经过好的老师的指点，可以抄近路，教你以一驭十，甚至驭百的方法；让个二百五教你，同是这盘菜，味道大不同。

我们的张老师，当年才五十开外，正是学问趋向成熟的年龄。听年轻老师讲，他39岁就晋升副教授，是很值得钦羡的。姚老师不肯写，张老师特喜欢写，他21岁就做出了《李义山（商隐）评传》，后来又写出成吉思罕、张望博、左宗棠，十几个人物都出现在他笔下。复旦的朱东润以写评传名满海内外，谁又知道贵州这旮旯里有个张振佩，也这么有才呢？这真是，贵阳市南明区产的老干妈辣子酱销到美国几千元一瓶都抢不到，在中国本土，10元钱一瓶，满超市都有售！

张老师解放前在新疆学院任过教，也许是他太有才了，新疆的省主席请他做了什么，由此历史上烙下“污”点。我想，如果是学界名流，就和蒋介石吃过饭又怎样？无奈，张先生不是大佬级别，解放以后一直抬不起头，系总支书记在全系的学生大会上讲这个老师好，那个老师有学问，就是不说张先生。其实，有位是从化学系调来的，初中都没毕业，我打赌，夏商周秦汉一直往下数，这些朝代他都背不下来，知道什么叫学问？张老师有自知之明，一天落落寡合，平常箴口不言，只在故纸堆里寻找慰藉，其痛苦不可与外人道也。

张老师开完选读课，又要配合毕业考试开史学讲座。这讲座是分门别类讲授世系、官制、民族、经济制度、农民战争直至“五朵金花”（对史学领域五个热点问题的俗称），都要一一梳理，资料记载要了如指掌，现实研究动态要洞若观火，还要有自己的见解，指出争论症结之所在，然后给出解决问题的思路，这确实要是全才啊！张老师却胜任裕余，有时还要讲点相关的奇闻趣事活跃气氛，拉近师生的距离。确实，没有张老师的深化知识的功夫，我们这四年白学了。

文革中，我因为不幸的历史，老往母校跑，找保卫科科长吴汉良向上反映，解决诬陷不实的问题，有时也厚着脸皮到历史系楼下转转，经常看到张老师在楼前拔草，知道他也是监管对象。当然，我没有资格安慰老师破碎的心，因为我的日子也不比他好过啊！

文革之后，玉宇澄清，张老师也精神焕发，仍在历史系挑大梁。2012年是先生百岁诞辰，学校成立了他的著作编委会，出版了纪念文集，足见他是学界的大佬级别。

读了我的回忆，有人会说，你读的学校好水呀？我说，不水！那是百废待兴的年代，不能跟现在比。那几年的学生中，也出了中国社科院的学部委员，大所的所长；全国著名作家，作品选进中学教材；在国际著名杂志上发表论文,在中科院院所担任博导；当大官的也有，我国入世谈判的专员，就是上下届的同学。今天，我的母校同样是教授一礼堂，讲师一操场，零零落落的助教在四周站岗。特别是教授由全国粮票变成省内粮票，再变为校内通用的饭票，一个学校有多少教授、多少博导并不说明什么，叫得响的是挤干水份的科研成果，而且要是真的！

我是贺庆媛，退休老太太一枚。欢迎关注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