稀缺的同情 | Lack of sympathy

同情心是人类的天赋吗？你不难立即举出成打的例子来说明，在最需要同情心的地方，常常看不到任何同情心。同情心从来都是一种稀缺品吗？你会发现，就在我们的周围似乎处处都有同情心。那么，在我们的社会中，同情心究竟是太多还是太少？这或许是一个使道德学家都感到为难的问题。

人经常不假思索地表现出同情心。同情心似乎近于本能，看来不是教育与学习的结果，而是人类得自进化过程的某种天赋。实际上，细心的观察容易发现，即使是动物，也会有某种同情心。有观察者注意到，象群会围住死去的伙伴久久不肯离去，表现出的哀伤几乎不下于人类。当一只鸟受伤时，它的同类会围住它鸣叫不已。人类的幼儿也会在很早的阶段表现出同情心，这是众所周知的。

人类——或许还包括某些高等动物——的生理结构与心理结构中，必定存在某种机制，使其对同伴的痛苦作出某种自然的反应，以表示出施加援助的意向，尽管不必随之以实际的支援行动。可以相信，这种机制是进化的结果。唯有那些具备这种机制的群体，才更倾向于个体间的合作，而这就有利于种的保存。导致同情心的生理与心理机制，在其长期的进化过程中，会内化为某种基因，深藏于人类的天赋中。从心理的角度看，同情心似乎出自同类之间的某种彼此观照，即通常所说的将心比心，以己及人。看到同类受伤，会立即联想到自己受伤时的痛苦，因而对同类的痛苦赋予同情。只是，在实际生活中，这种将心比心的联想通常发生在瞬间，几乎不被察觉。
这些事实，让我们对人类的同情心更具信心。

Is sympathy a human gift? It is not difficult for you to immediately cite an example of a fight. In places where sympathy is most needed, you often do not see any sympathy. Has compassion always been a scarce product? You will find that there is sympathy everywhere around us. So, is there too much or too little sympathy in our society? This may be a problem that makes moralists feel embarrassed.

同情心之稀缺

深信人类应当本能地具有同情心的人们，一旦发现在最需要同情心的地方，同情心居然稀缺，必定会不胜惊讶。这种体验，你我都不会缺乏。不幸的是，今天似乎正在成为常态。

常见的例子，就出现在经常目睹的街头景观中。

某个人因撞车跌倒了，周边大多数人会视而不见。前些年，一条新闻震动全国：佛山街头一个幼儿被车撞倒后，因无人救助，又被后面的车碾压了多次，直至身亡。自此之后，小孩之名“小悦悦”就在全国家喻户晓。如果某个不幸的人，在万念俱灭之后，走上了某个高处，在决心纵身一跳之前的犹豫中，街头围观的人群中很可能发出一片喊叫：快跳！你为什么还不跳呀？在这些人看来，从高楼跳下或许是一件很好玩的事情。在公交车上，如果某个老人颤颤巍巍地站立着，周边坐着的人多半是无动于衷，这些人中不少就是在学习雷锋的演讲会上泡沫横飞的青年学生。

这些人没有同情心吗？还是他们的同情心被某种东西窒息了？

对那些并非亲眼目睹的受难者，表现出同情就更加困难。

辛苦干了一年的农民工，常常在年底拿不到工资，甚至还被老板的人施以拳脚。加害者之毫无同情心就不必说了；那些对此无动于衷的旁观者、媒体、官员就有同情心吗？在这个号称世界上最平等的国度里，占人口一半以上的乡下人，只享受到不及城里人的零头的医保与养老金。当无数乡里人在困苦或病痛中挣扎的时候，高贵的城里人心中颤动过一下吗？在黑心医院——请你告诉我不黑心的医院在何处——中，医生为拿到回扣，毫不动心地将高价药推销给困苦不堪的患者，更不惜在垂死的癌症患者身上大赚一笔。赚取黑心钱者就不必说了；那些告诉人们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好的医疗福利的卫生部官员，有同情心吗？在黑心学校——有不黑心的学校吗——中，教师为赚取那点外快，有意将正常教学中的内容，移到某个高价的课外辅导班里去。面对叫苦连天的家长与孩子，这些人有同情心吗？对此熟视无睹的教育部官员有同情心吗？

对于时空跨度上离得更远的受难者，同情心更是一种稀缺资源。

对于南京大屠杀中那30万死难者，我们有足够的同情心吗？如果有，就不至于在前三十年中几乎不提及南京大屠杀了；难道就是因为其中有十多万国民党士兵被杀，就不值得同情吗？对于57年的55万受难者，人们可曾有过真正的同情心？对于大跃进期间悲惨地饿毙的数千万人，今天的人们有同情心吗？如果有，就不至于对若明若暗的那段历史不闻不问。对于文革中的千百万受难者，人们还有一点同情心吗？如果有，就不至于发疯似地大唱文革红歌了。对于回国后受到冤屈的一大批志愿军战俘，人们有同情心吗？那个喊出“向我开炮”的志愿军英雄蒋庆泉，银幕上的英雄王成的真正原型，只是因为昏迷之后被俘，回国后受尽苦难，至今都贫困地生活在辽宁乡下，人们给予了他多少同情？

这些就是同情心稀缺的最高记录？非也！还有更极端的例子在。

有回忆文章称，刘伯承元帅在战后几乎拒绝看战争影视剧，他不想在脑海中重现悲惨的战争场面；死难者无论属于哪个党派，大多是无辜的农家子弟。这种超越意识形态的、真正博大的同情心，让人不胜慨叹。另一方面，我们却读到：“为了世界革命的胜利，我们准备牺牲3亿中国人。”“人要不灭亡那不得了；灭亡有好处，可以做肥料。”能毫无同情心地谈论3亿人的灭亡，这个世界上就不再有值得同情的人了。

几点分析

作为一种人类感情，同情心比初看起来要复杂些，不恰当的理解可能使你陷入误区。因此，有必要稍作分析。
何谓同情心？提出这样的问题，可能会使你大惑不解：难道还有谁不知道什么是同情心吗？如果你以为这很简单，就不妨回答试试！明确意识到对某人抱有同情是一回事，一般地说出同情心是什么则是另一回事。可以给同情心一个简易的定义：

同情心是个人对于状况欠佳（有先天缺陷、受损、蒙难等等）的他者（另一个人或一群人）的善意关切。
这个定义中的关键词是：个人、他者、状况欠佳、善意，前两者分别表达了同情者与同情对象（即被同情者），后两者分别表达了同情的客观理由与主观理由。

要使上述定义的意思更明白些，最好是回答若干有关的问题。

同情对象只能是某某人吗？当然。可以说“同情他”、“同情他们”，但不能说“同情受伤”；也许你要表达的实际上是“同情受伤的某某”。同情对象也可以是已故者。同情的主体应当是个人，而不能是多人或某个机构；即使说到“我们同情某某”，也是指“我们每个人都同情某某”。“公司同情你”这种说法，严格说来是没有意义的。

同情导致对被同情者的援助吗？可能，但也未必。例如，我同情困于病榻的他，但可能并不实际伸出援助之手，这可能是因为力不从心，也可能是因为我与他的关系还不足以让我这样做。

同情心是爱心吗？远非一回事！在某些情况下，强调这种差别至关重要。年轻男女都会知道，如果你的恋爱对象表示同情你了，你就知道你们之间多半没戏了。即使是非性爱的爱心，例如对某个孩子的爱心，也远远超过同情心。而且被爱的对象也不必状况欠佳。当然，将同情所包含的善意看作某种爱，亦未尝不可。在这种意义上，同情心包含了爱的元素。

同情心有功利动机吗？原则上不会有。“我同情某某”是不加考虑、不计后果的自然反应；只有对同情心的“表达”才可能有功利动机。例如，我同情某个有特殊遭遇的小偷，绝不会因为这可能招人非议而不同情他，因为同情与否是身不由己的；我至多选择不公开表达对他的同情，这种选择当然不免有功利的考虑。因此，同情心总是纯正的，不管它出自高尚的人还是屑小之徒。

有虚假的同情心吗？没有。如上所述，同情心总是纯正的，而且只有同情者个人心里才知道，不能也不必要作伪。但同情心的表达却可以是假的。例如，你可以假惺惺地对一个你所讨厌的人说“我同情你”，这种虚假的同情心实际上不是同情心。

同情心关乎道德吗？出于善意的同情心当然包含道德元素；但只有不计利害地表达同情心，才有道德的价值。例如，我内心同情受害者，但不敢表达出来，那么就没有什么道德价值。如果我出于特殊信仰不同情受害者，或者根本不认为他是受害者，倒不存在什么道德问题。

选择性同情

看到那些对大屠杀、大饥荒、大劫难的受难者毫不动心，而且愤怒质问他人为什么要提及这些事的人，我常常想，这些人是否属于一个完全不同的人种；他们是一个来自陌生的外星球的新人种吗？

不过，我最终还是承认，即使是最冷酷的人，也未必就绝对没有同情心；只是，他对同情对象有所选择而已。这就进到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如何理解选择性同情？

同情心是选择的结果吗？就同情心“不假思索地油然而生”而言，不存在选择的问题。“在A、B两人中我选择同情A”这样的表达，是没有意义的。但个人同情的取向可能随着环境与情感倾向的变化而改变；在一定时期内，同情的取向是有意识的。在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到“选择同情某些人”。

这种选择，实际上是某段心路历程的结果，而不是在瞬间有意识地完成的选择行为。

那么，人们怎样选择同情对象？当然会有许多难以归类的特例，这些不成为讨论的对象。我们只关注通例。在大多数人眼中，他者可划分为三个圈子：

A 亲近而有好感的人。
B 熟悉但无好感的人。
C 陌生人。

A类无疑是投放同情心的首要目标。至于其中的亲人，则已是爱心的问题了。当你的至亲骨肉发生什么不幸时，你通常会肝胆俱裂、痛不欲生，其悲痛岂同情二字足以表达？隔了一层的朋友、合作者、老师、学生等，仍然在亲近者的范围之内，对于其中的状况欠佳者，你通常会有强烈的同情心。

对于B类的人，虽无好感，但仍然在关注的范围之内，因而仍然可能是同情的对象。只是同情的程度与A类有所差别。如果“无好感”成了恶感，是否仍然可能施以同情心，则是一个很微妙的问题。可能同情对手甚至敌人吗？这在古今中外都是有巨大争论的问题。排除意识形态的考虑，仅仅从心理的角度看，对对手或敌人抱有善意是极不寻常的事情。既然我们只关注通例，那么就不妨断言：对对手或敌人一般是谈不上同情的。可能会说，为了表现高姿态，不妨有意识地对敌手表示同情。但如前所说，假装的同情不是同情。

更值得关注的是陌生人。本文所举的说明同情心稀缺的事例，都涉及陌生人。值得同情的陌生的他者，有时是个人，例如志愿军英雄蒋庆泉；但在更多的情况下是群体，例如农民工、难民、穷困学生等等。即使涉及某个个体，因为他是陌生的，产生同情心的理由也不是特殊的，而是基于对群体考虑的一般理由。例如，我同情蒋庆泉，并非因为他是蒋庆泉，只因为他是一个蒙冤受屈的英雄。实际上，我同情的是蒙冤受屈的英雄之群体；如果某个李庆泉也属此群体，我肯定将同样同情李庆泉。这就得出结论：

对陌生人的同情，实际上是对其所属的特定群体的同情。

产生这种同情心并不容易，主要的障碍是：其一，从心理上说，人们更容易关注个体而不是群体；对个体的状况容易作出判断，与个体也更容易发生感情联系。而对于一个群体，这些都不容易。其二，所考虑的群体由陌生人组成，对其状况自然缺乏了解，而且也很疏远，谈不上特别关注与多少感情联系。这样一来，就不能不接受如下结论：

相比于熟识的人，对陌生人更难产生同情心。

所谓选择性同情，主要说来，就是大量的同情投向亲近者的圈子；而对陌生人而言，同情心只是一种稀缺资源。
没有得到应有同情的被欠薪农民工、被敲诈的求医者、历次政治运动的受害者等等，多半都是陌生人。但仅仅是陌生人，说明不了对他们的同情心稀缺。如前所述，同情有两个理由：状况欠佳与同情者的善意。长期的信息控制，这些人的状况很少为人所知；而偏执的意识形态训练，则使许多人有斗心而无善意，对运动受害者尤无善意。这些因素的综合结果就是：上面提到的那些人，不能不为选择性同情所遗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