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之荣

两千多年来，除了极左年代的很短一段时间之外，在中国儒学都享有几乎举国一致的尊崇。完全可以说，儒学是中国人的精神支柱；或者说是真正的中华民族之魂！古今读书人，在儒学上倾注了多少心血与静思，或许再没有人类的其他精神产品可以比拟了。尽管如此，在今日现代化潮流的冲击之下，儒学也不能不承受它的世纪之痛。今天，我们还能有多少尊崇与倾慕献给儒学呢？

荣辱变迁

所谓儒学，简单说来就是孔夫子及其门徒所开创并传承的学说。实际上，儒学与其说是一门学问，不如说是一个思想文化体系；在这个意义上，它几乎可以与中华民族的精神传统打等号。于此，儒学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就不说自明了。

儒学并非一开始就有如此尊崇的地位。孔夫子时代的儒学，不过是流行于古代世界的多种学术流派之一，与道家、墨家等等并存，或许略占优势。当时的儒者或者儒生，也并非专指孔子之徒，而是士人即读书人的通称。只是到后来，人多势众的孔子之徒才独占了“儒者”这一称谓。

秦始皇的焚书坑儒，给儒学以毁灭性的打击。当然，承受打击的也并非仅仅是儒家，还包括除法家之外的诸子百家。幸而，秦朝极其短命，儒学在秦始皇时代的短暂挫折，实际上从一种耻辱变成了荣耀。秦始皇之后的儒学影响力更大，地位更加尊崇；而这恰恰为汉武帝独尊儒学铺平了道路。

在著名儒者董仲舒的建议下，汉武帝正式确立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国策。在这件事上，也不必高估董仲舒的作用。当时儒学已经羽翼丰满，势不可挡，没有董仲舒，“独尊儒术”的主张迟早也会从其他某个人口中说出来，且终究会被朝廷及社会所接受。

董仲舒之后的儒学，成了中国学术天空中真正的太阳，没有任何其他学术可与之争锋。尽管如此，说此后就“罢黜百家”，却不免言过其实。实际上，在中国两千年历史上，始终保留着儒学之外的其他学术流派的发展空间，佛道两家尤其不乏主导一时之潮流的机会。

于是，就有了某种最低限度的多元性，这正是中国文化之幸，使得儒学的垄断地位不致完全扼杀民族精神的活力。

人们常常忽略了一个事实：中国历史的最大特色，与其说是儒学的垄断，不如说是专制权力的垄断，也就是皇权的垄断！正是这种权力垄断，使儒学的尊荣具有特殊的表现形式：

孔夫子在中国政治体系中的地位，成了儒学之荣的尺度。

孔圣人被抬升到什么程度，儒学也就被尊崇到什么程度。而历代王朝非常热衷的一件事情，恰恰就是不断给孔夫子加冕，直至将他抬升到几乎居帝王之尊：唐玄宗封他为文宣王；明嘉靖帝封他为至圣先师；清顺治帝封他为大成至圣文宣先师……。

这种依附于权力的尊荣管用吗？当然管用！至少，这使得任何挑战儒学至尊地位的人闭嘴，因为那等于挑战皇权！明代思想家李贽，大概是唯一试图突破这一限制的人，而他恰恰未免最悲惨的命运！另一方面，也可以说孔子的尊荣并不管用：没有人始终记得孔子的那些显赫头衔，人们真正看重的不过是“天地君亲师”的牌位而已。

誉满全球

你想必早就听说了中国孔子学院进军全球的故事。在21世纪如此好戏连台，应当是人类文化史上的一大奇观！此情此景，想必会使孔家门徒感慨万分！仅仅在50年前，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大风暴中如丧家之犬的孔门孑遗，几乎遭灭顶之灾，他们岂敢梦想一个饮誉世界的复兴之日！而带来这一复兴的，正是50年前让他们遭灭顶之灾的那个权力的继承者！这是谁在开命运的玩笑呢？

尽管目下孔子学院正逢艰难时日，日后光景如何，尚属未定之天；但儒学搭孔子学院之车遍游全世界的荣耀，却已是不争的事实。

我想，孔子学院的设计者与推行者没有想清楚一件事：任何具有世界声誉的文化遗产的影响力，都基于其被广泛肯定、接受的价值，而与权力的运作没有多少关系。那种以金钱铺路的强势推销，如果说有什么效果的话，那只能是负面效果！

当然，谁都知道醉翁之意不在酒，孔子学院倡导者所关心的，根本就不是什么“儒学尊荣”，而纯粹致力于权力的尊荣！这种运作的策划者，恰恰又忽略了现代社会的一个常识：任何在权力支配下的强势炒作，对那些美妙精微的精神事物，只会带来损害！这类精神事物的生长绝对需要避开大众的喧嚣与权力鼓噪的造势。

幸而，在闭关自守的年代，没有任何人致力于纷纷攘攘地将儒学推向世界。此处恰好用得着一句古话：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正是在那个沉默的年代，儒学穿透了厚重的边墙，渐渐地进入域外的广阔世界。在东亚地区，早就存在一个“儒家文化圈”；在此圈内，尤其在日韩等国，儒学已经扎下了根。只是，我们的国人并不了解，在这些国家儒学传播的深度与广度达到了什么程度。

国人可能难以置信：许多日本人与韩国人的儒学修养，实际上已经远远超过华人的儒学水平！对此，国人应当为之羞愧。你不妨扪心自问：对于传统儒学经典的那些精华，在你肚中能否见到踪影？

比“儒家文化圈”更说明问题的，或许是遍及全世界的汉学。国人至多只是朦胧地知道，有一个汉学家群体活跃于世界各地，尤其是那些著名的西方大学。当然，汉学家未必都是儒学信徒；但他们熟悉儒学、尊重儒学、实际上在扩大儒学影响，是毫无疑问的。汉学家需要对中国传统文献的充分熟悉、对汉语工具的熟练掌握，这些都极不寻常。因此，汉学家只能出现在已经有深度中外沟通的年代。

还在汉学家出现之前，欧洲就有不少学人对中华文化——当然主要是儒学——表现出浓厚兴趣，其中不乏一些名贯古今的大学者，例如莱布尼兹、孟德斯鸠、伏尔泰、卢梭等。莱布尼兹与伏尔泰是有名的“中华文化迷”，其对儒学的推崇是众所周知的。

如同在国内一样，儒学的全球影响力也与孔子的全球声誉联系在一起。在所见到的各种全球名人榜中，孔子的名次都很靠前，不乏进入前5名的机会。如不少人所声称的，作为“儒教教主”的孔圣人，与另外两个伟大创教者耶稣、默罕默德一起，号称世界三大圣人！

祖上珍品

国人非常看重的一件事是：在人类文明史上的伟大发明中，中国占了几项？对此，可能永远也没有公认的答案。就是流传已久的“四大发明”，在今天国内外都不见得有共识。除了火药之外，对其他几大发明都存在不同程度的质疑。

我的意见可能让你惊讶：我们对世界的主要贡献并不在科技上，而是在人文领域，其中谈得上伟大发明的，可以举出：金字塔式的官僚体系、科举制、建立在科举制基础上的文官制、儒学……。现在我要强调的恰恰是儒学！不要惊讶：

儒学是中国贡献给世界的最重要的发明。

就是应当承认：儒学是一项发明，而并非仅仅是一种学术而已。当然，科举制、文官制等等也是伟大的发明，但其地位应当在儒学之下，因为如果没有儒学，也就没了科举制与文官制。既然如此，儒学岂不成了中国贡献给人类文明的无上珍品！

说儒学是一件文化珍品，大概无人反对。但是说它是一项“发明”，就可能抵触于你对于发明的直觉。发明是什么？下面就是一个简略的定义：

发明是一种独创产品，它具有服务于某些人类活动的功能。

其中的几个关键词是：独创，产品，功能。首先，发明是一项产品，包括物质产品与精神产品；该产品的价值基于它所具有的功能，这种功能体现在服务于某种人类活动中；该产品必须是独创的而非仿造的，否则不能称其为发明。

对照如上定义，可以确信儒学就是一项发明，当然是一项很不同于“四大发明”那样的发明。儒学肯定是一件产品，它既可以给发明者使用，也可以给其他人使用。儒学是儒家独创的，其独创性已为举世公认，而且其独特品性十分突出。儒学的功能是启迪、规范与激励人们的行为，以服务于人们的社会交往与社会治理。

那么，这项发明的价值如何？它具有至上性质吗？这就需要与类似的“产品”进行对比。“法学”能胜过儒学吗？没有人见过法学造就的圣人，而儒学恰恰可以造就圣人；至少，在儒学的熏陶下，确实产生了不少近于圣人者。“道家”能胜过儒学吗？道家不能培育匡救天下的仁人志士，而儒学则激励无数人去做这种仁人志士，谭嗣同就是这类人的楷模；任何庵堂道院都出不了谭嗣同！在助人修身养性这一点上，儒学的作用确实是独到的、难以超越的。这些都使人们不能不认定：儒学是一件具有至上价值的发明。

即使在今天，儒学仍然受到海内外无数人的顶礼膜拜。不要去斤斤计较儒学的实际成效如何，也不要耿耿于儒学的不可避免的缺陷。仅仅信徒众多这件事，就是非同一般的价值。人们接受而且愿意为之付出，这就是影响力的明证；而影响力就是价值！

岂谋功利？

儒学的幸运就在于，它在任何时候都不乏追随者、信奉者、膜拜者。即使在打倒孔家店的呼喊最响的时候，儒学也拥有辜鸿铭、王国维这样忠贞不二的信徒。文革可能是文明史上的一个唯一例外：在文革中被毁灭的任何一个文化珍品，都没有一个舍命维护它的殉难者，当然儒学也不例外。不妨想想，文革追随者在名义上的至尊信仰——原教旨马克思主义，也曾备受贬抑与排斥，它有一个殉难者吗？

儒学在改革开放之后的初步复兴，引来了愈来愈多的信奉者。只是，让儒学的坚定支持者惊疑不定、不知是祸是福的是：大批新信徒来自“名利场”，包括官场、职场与商场。他们可不是来听取圣人之教、求得修身养性之术，他们根本就无意于修身养性，只是双眼紧盯利益而已；他们就是冲着求名取利、招财进宝而来的！这不是迈错了门槛吗？儒学中哪有这种神术？然而，今天为儒学抢占地盘的各路英雄，就是不遗余力地鼓吹：儒学就是一件神器，它可以帮助人们赢得商战、文战、官场之战……。书店里、广告中、国学班上、乃至学术殿堂内，推销儒学的叫喊响彻云霄，争抢儒学秘诀者人潮涌动！在这个万人竞利的年代，谁能抵得住这种诱惑？

如此大喜当前，儒学精英们真的需要琢磨琢磨了：这样的儒学还姓孔吗？你从孔圣人之教中能找出哪一条，告诉你儒学可以承担这一类的功利使命？如果儒学具有这类功能，当年秦始皇早就将它请入秦宫，还用得着去焚书坑儒、自取千古骂名？

儒学之所以历两千年而长盛不衰，之所以一直头顶光环而被人膜拜，之所以被推崇为圣贤之教，一个重要理由就是：它具有所有经典必有的那种超越性，它远远超越于世俗事物之上！儒学绝不是凡夫俗子所想象的，是任何意义上的实用之学。既然它根本就不实用，也不致力于实用，哪能为利禄之徒招财进宝？

如果大多数人明白了这一点，读经班、国学班上就会少了许多急功近利的利禄之徒，让留下来的“清心寡欲”之人更安静、更专心于格物致知、修身养性。不必问“修身养性”有何用处，有志于此者自会心满意足、乐在其中！人类中永远会有一部分人宁抛功利、但求超越，让他们求仁得仁，岂不美哉！

如果政坛上的衮衮诸公悟透了这一点，就不至于急匆匆地去儒学中寻找治国之道。什么“修齐治平”，这类高调唱了两千年，也没有唱来一个太平盛世。在今天这种空前复杂的信息社会中，求助于“修齐治平”，更无异于缘木求鱼！今日的治国之道，只能在普世的文明经验中，而不会在古代的经书里。

没有了政界与商界人士的喧嚣，儒学就可以回归故道，一心向古！这样一个“清心寡欲”的儒学，更能保持那真正属于它的活力，更能维持长久的生命，更能维护它那光照千古的荣光，让这份荣光不致被世俗功利所侵蚀。

这种意义上的“儒学之荣”，能被世人欣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