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大责大？

如果一道考题要你回答：中国官员是“无责”还是“全责”？那么你就只有咬笔杆了，因为你实在莫衷一是：看来对任何事情都负有责任，但事实上对任何事情都无权负责，除非你是第一号！仅仅这一点，你就知道，中国政治是全世界最深奥的政治了。它究竟值得赞美还是深受诟病，恐怕是政治学教授也难以回答的问题。

全责之至

只要比较一下中美两国大学校长的职责，中国校长就会对美国校长羡慕之至了：美国的大学校长只管两件事，无色高水平教授与筹款而已；而中国的大学校长则是全职保姆，管的事情包括生老病死、吃喝拉撒！职责的差距如此之大，绩效的高下就可想而知了。

只对大学校长才如此吗？恐怕没有理由说明大学就这样特殊，不妨去问问工厂、医院、居委会、县政府等等的头儿，就会知道，中国的各级官员负有全责，是很普遍的现象。实际上，这是中国制度的突出特点之一，也是现代中国许多棘手问题的主要奥秘。

如果抓到一个盗贼是某公司的职工，那么找谁？找公司老总去！他没有管好自己的职工。如果某对夫妇打架了，该找谁？找夫妇俩的单位领导去，他们没有做好这对夫妇的工作。如果某夫妇没有按政府规定生育孩子呢？还是去找单位领导，这是他们的责任……。

在中国，无论你在哪里当官，你的职责通常都包括计划、业务、人事、财务、外事、后勤、福利……。如果编制《官员职责大全》，肯定会有“百科全书”那么厚的一大本！一个新任官员连目录都看不过来，哪里还谈得上精通本职工作！

职责太多，管不过来，撂掉一些不就得啦。那还行？你被死死地盯着呢。隔三差五，五花八门的上级检查团就会上门来检查工作，而且指名道姓要某某主管汇报工作，你还逃得了？当然，检查可能走过场；但没有人能保证，检查结果不记在上级部门的案卷中，谁不关心自己的升迁呢？就是一把手，也不能完全摆脱这类检查，因为中国的政治传统中有“书记挂帅”一说，你能不管？查煤气管破漏的来了，主官一定得出来，否则就挨上“不重视”的差评了。

全世界都在叫喊中国官员太多。中国官员之多，确实破了世界纪录。但一旦你看过官员的职责之后，就不再有话可说了：官员的职责那么多，要是官员太少，真要使所有官员都累死算啦？谁都知道，中国官场副职之多，创世界之最：全国政协几十位副主席；一个省十个副省长，一个大学十个副校长……。你说副职太多了？每一级还在抱怨副职少了，官员们都快累死了！一个稍具规模的城市，不设一个专管马路的副市长行吗？马路下的管线坏了找谁去？你或许会纳闷：这种事用一个处长管管不就够了？权威不够啊，谁会听一个处长的呢！鉴此，你还能说“专管马路副市长”是冗员吗？

中国的事情就有这么复杂，谁也不知道，问题究竟出在哪里。

无责至极

如果谁说中国官员不担责任，那么简直难以置信；明明说了官员们都肩负无数职责呢，怎么会无人担责呢？这又是中国官场的一个巨大秘密，该政治学家们忙活了。

2020年初，武汉首先爆发新冠疫情，首当其冲的市长周先旺被撤职。周并没有直接说自己冤枉，但还是在某次电视节目中亮明了：他对武汉市的抗疫无能为力，当时一些重大安排都不是他能说了算，他根本没有这个权力。例如，在武汉市公开疫情、部署抗疫的时间，都是“指挥一切、部署一切”的人定的，他岂敢擅自作主？那时我也觉得周市长有点冤。但一个城市出了如此重大的问题，依据世界各国通例，一定得有人出来担责，周丢官实在不可避免。不过，当今世界在类似情况下常见的是“引咎辞职”，中国似乎不喜欢这个字眼，大概是害怕这种“西方色调”吧。

确实，自从2003年北京市长阮崇武引咎辞职以来，就几乎不再有引咎辞职的高官了。几乎刚刚调入北京的阮崇武，市长椅子还没有坐热，就因北京“非典”流行而辞职，当时我不免觉得有点冤。但他的“引咎辞职”毕竟带了一个好头。只是，他可能没想到，高层并不鼓励这种事，那不会启发人们要求最大官儿也引咎辞职吗？

如果追溯到阮崇武之前，那么高官因工作失职而丢官这种事，就更加罕见了。在中国，绝大多数高官只有两种命运：其一是因政治原因而遭清洗；其二是任职到老，即使失职也不会受到任何惩处，至多调动工作罢了。下面两个典型例子足以说明问题。

今天许多人都指责越南在西沙群岛海域惹事，侵犯中国主权；但很少人知道事情的来龙去脉。其中关键的岛屿白龙尾岛（中国称夜莺岛），是中国于1957年无偿送给越南领袖胡志明的。这种没来由的慷慨，不仅永久丧失了领土，而且种下了后来海疆纠纷的祸根。当时处事者位高权重，谁敢追责？诸如此类的白送领土之事，岂止一起！面对那许多送出去的土地，后人就只有“望地兴叹”了！

李井泉在任四川省委书记期间，以其狂热极左著称。在全国大多数地方撤销公共食堂之后，他仍然坚持在四川保留公共食堂，致使四川的饥荒特别严重，导致1000万人饿毙。这种罪行之重，在任何朝代都难逃法网。而李却安然无恙，直至文革时才死于暴民批斗，算是恶有恶报吧。但文革之后又被平反，大饥荒之责再无人追究。

权力与责任

权力有时看来拥有全责，而有时看来又似乎毫无责任。有责乎？无责乎？权责关系何以如此复杂深奥呢？这一层关系，今天还远不能说已经理清，否则，就不致上上下下有那样多的乱象了。

实际上，权力与责任的关系应当十分简单，即服从如下定律：

权责定律：权力与责任成正比。

对这条定律需要一些解释。

A 权责定律并非自动地得到遵守，这意味着，权力的增大可能并不随之以责任的增大。权力与责任之间愈脱离正比关系，就愈违背权责定律。在极端的情况下，权力增至最大，而责任降至最小，这就极度地违背权责定律。
B 权力与责任的大小都决定于其边界；边界外移使之扩大，反之边界內移使之缩小。
C 约束权力的作用，主要在于限制权力边界的外移，使权力不能随意扩大。相反，约束责任的作用，主要在于限制责任边界的內移，使责任不能随意缩小。

涉及权力责任的这些结论，不过是众所周知的常识，再多说就是陈词滥调了，谁愿意听？

权力金字塔

权责关系的混乱，首先与特殊的权力结构有关。

任何国家都不免有某种垂直的权力系统。但我们拥有世界上最长、等级最多的垂直权力系统，它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权力金字塔。权力的上下级之间呈隶属关系，从顶端的“君权”直至最底层的居委会。权力的大小随层级的上升而增加。

在金字塔权力结构中，上下层级之间的关系呈现出某些有趣的特点，下面就权力与责任两个方面分别考虑。

在权力方面，只有上级权力对下级权力可能有“授权”关系，不存在逆向的授权。层级愈高，可能接受“授权”的下级就愈多，可能提供权力的上级则愈少。从利益上考虑，官员显然更关注权力来源的上级。因为庞大金字塔使各级官员通常有数量可观的上级，因而在寻求权力来源时要付出更多的成本。因此，就官场成本而言，中国官员具有全世界最高的付出。官员必定尽可能从自己的官场生涯中报销这笔付出；鉴此，对中国官场的廉洁就不必指望了。

在责任方面，每级官员对其下级官员乃至民众都负有某种责任，那些垂直距离相隔愈远者，“责任攸关”的程度就愈差。在庞大的金字塔中，相距遥远的下级相对更多，官员们对于下级“普施雨露”的责任心肯定更差。因此，就履行责任而言，中国官员是全世界最吝惜的付出者。这样，对中国官场的尽责就不必指望了。

基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中国官场在“廉洁”与“尽责”这两个最重要的指标上，都只能获得惨淡低分！其所以如此，既不决定于官场文化，也不决定于官员素质，至少主要不决定于这些东西，而主要决定于官场的金字塔结构。既然这种权力结构历代相沿且超级稳定，那么，对于官场生态的未来改进，就不必抱什么幻想。

权力的金字塔结构，注定了官场谈不上廉洁与尽责。

模糊至妙

权责关系的理想状态似乎是：权责关系保持清晰；权力与责任成正比：权力愈大则责任也愈大。

但现实的官场远不是这样简单，一切都处于不规范、不确定、不清晰之中。实际上，在中国官场所呈现的，不是清晰而恰恰是模糊！这种“模糊”并非一种纯粹的近代现象，更不是什么舶来品，而来自中华文化传统的深处，是一种真正的国粹！就其哲学渊源而言，它来自堪称经典的中庸之道！正是“中庸”，粉碎了所有菱角分明的形态与界线，让一切确定的东西都趋于消失，最后仅仅留下一片混沌，一滩浆糊！你想，它能不模糊吗？

几乎所有的权力都是模糊的，从未明确界定过。“专政权力”是什么，你听说过它的确切表述吗？那个经典的表述“不许乱说乱动”当然是清晰的，但未免太粗狂而没有人愿用了。权力的界线更是模糊的；例如，没有人知道，施行暴力的权力界线在哪里。

责任也是模糊的。各种职责的大大小小的责任人，在中国一定以千万计；这些人完全清楚自己的责任所在吗？上海的抗疫责任人（我不知道是谁，是李强吗）真正清楚，郎咸平之母命丧黄泉是他的责任吗？我相信，官员们根本没有闲暇与兴趣来考虑诸如此类的问题。

有一个材料上说，中国官员比美国官员更有能力。就天赋而言，我认可这一判断，因为中国官员多半是严酷生存竞争中的优胜者，而美国精英多半不愿做官！如此聪敏的中国官员绝不可能不知道，官场的权力与责任是模糊的。没有任何人志在将这种模糊变成清晰，不是官员们没有能力，而是他们根本就不愿意！干嘛要使之清晰呢？“模糊”着不更好吗？

无论是权力的“模糊”，还是责任的“模糊”，都是巨大的机会，是巨大的潜在金窖！干嘛要拒绝“模糊”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