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捞人生

就常识而论，一个东西值得打捞，至少得具有两个条件：具有价值；行将沉没而需要抢救。就如某件贵重物品掉入河中，如不打捞，将被弃于永久。打捞有形的日常物品，没有什么特别值得说的。更值得注意的是，即使是一些抽象事物，例如记忆、往事、人生等等，也常常成为被打捞的对象。

人生在消失

再也没有什么比人生更实在的东西了。我在其有生之年，分分秒秒，人生都与我同在。即使在梦中，它也须臾不肯离开我——我永远是做着自己的梦，体验着我自己的梦中生活；梦境不能不是我那完整人生的一部分。只要我不丧失自我意识——自我意识紧紧追随着我，就如同生命始终伴随着我一样——我就将一直拥有人生。

说什么丧失人生，那岂不是身后之事吗？

但正是这种身后之事，却在频繁地纠结着古今人士，让他们不得安宁，让他们似乎每天都在告别人生、体验身后、今人奈何做古人！

司马迁不算史上最显赫的文士，似乎也没有最令人艳羡的人生，却让我献出了最多的唏嘘与叹息！这主要不在于他的奋斗、他的成败、他的建树，而在于他对于自己身后的那一瞥，在于那一瞥中展现的力透古今的忧与乐、遗憾与满足。他尚在盛年，即已分明地看到了身后的黄土；同时也看到了那临终才完成的伟大著作，看到了存放自己著作的名山幽洞。他一定追踪了远古先人的足迹，他的一生都在执行先人的遗命，似乎与先人拥有同样的人生；在对身后的一瞥中，他看到了自己与先人合为一体，他将与先人一起含笑九泉。

据说曾与自己的弟弟争大位的曹丕，并不属于特别伟大的君主，但他恰恰是我最属意的帝王。与所有其他帝王相比，他都拥有更真实、更完整的人生。当他在自负与惆怅中遥看身后时，并无任何帝王的矜持与自我神化，至少暂时成了地道的普通人，因而展示了一个真实的人，一个远比帝王可爱的人。他所看到的不是巍峨的皇陵，而是普通人身后享受到的一杯黄土！“生有七尺之躯，死为一棺之土”——这不是帝王，不过是一个普通人；与普通人不同的仅仅是：“唯有立身扬名，方可不朽”。他心中的身后，显然不是那任何人都不缺的那堆黄土，而是不朽之名。或许，在九泉之下他意识到了自己如愿以偿。

林黛玉不过是一个文学人物，但曹雪芹的妙笔已实实在在地赋予了她生命，让她在后人心中比任何人都显得更真实，以致千千万万痴情男女，纠结着她那梦幻般的人生，一洒忧伤之泪。她的一生短促而凄苦，几乎时时在泪水中打发人生。她比任何人都更频繁地怅惘、忧伤地探视身后，甚至在啼哭中亲手埋葬了自己——她埋下的固然是一篮碎花，但她认定那就是自己的魂灵与生命！

这些都是已远去之人，他们都曾有过不俗的人生，只是他们的人生已经消失了。然而，他们与我们的距离并不遥远。其实，他们与我们并没有太大不同。我们的人生也即将消失，或者正在消失，很快就会是“已经消失”。

我们与古人的区别，不过是今天与昨天的区别，甚至是此刻与刚才的区别！

我对于家乡的记忆似乎已消失殆尽，唯有宗祠门楼上的匾额仍然印象清晰，那上面写着自我作古。幼时不解其意，后来才渐渐有点感悟，但真正体认只有在今天，在离“作古”已不遥远的时候。而且，今天的感触，或许比字面上更多。“自我作古”，何尝不是对身后的忧思，对造化的迷惘，或者是对齐生死的一种认同！既然是齐生死，岂不是“生犹死，死犹生”？既然是死犹生，人生的消失就有点虚幻、有点不真实了。既然如此，又何必耿耿于“人生在消失”呢？

人生在沉没

瞻仰孔府时，走在孔夫子或许曾经走过的那条路上，思考着这片土地的今昔，过往与今天似乎已融成一片。古今同在的最有力的证据，就是路边的古柏，它们身躯佝偻，缺枝少叶，有些已经完全秃裸，看来了无生气。但人们仍然坚信它们还会复活，因而并不剪除。你不能不承认，这些枯柏仍然艰难地维持着生命，继续度过它们的一生。

这不是在苟延残喘吗？与缓缓而来的死亡相伴，这样的生命有意义吗？它不会是虽生犹死吗？枯柏当然想不到这些，但如果缓缓地逝去的是其他生命体、是人呢？

或许，人生永远不致像枯柏一样渐渐枯萎，除非罹患某些特殊病症，就如不幸的霍金。但世间从来不缺虽生犹死的人：或许万念俱灭，了无生趣；或者浑浑噩噩，无所用心；或者灰心丧气，彻底消沉；或者悲观厌世，只求速死；或者遁入空门，绝缘尘世……。如果到了这步田地，能不认定生命之花正在枯萎，或者已经枯萎、正在凋谢？

这样的人生，虽然尚未消失，却已经沉没，或者正在沉没。

沉没是消失的前奏，但比消失更加惨烈、更不堪卒睹。

人生沉没的故事多多，但状况却各不相同。就看几个典型事例。

中共的前两任领导人陈独秀与瞿秋白，是民国早期那种颇具自由思想的气氛中，涌出的左翼人士，或许是最能突破中国传统思想藩篱的共产党人。但恰恰因为如此，他们不可能成为中共的合格领袖。他们确实都成了失败者。刚烈而暴躁的陈独秀在失败之后，仍然是一头犟牛，不屈服于左右两方的权势者；而本为柔顺文人的瞿秋白，则从此沉没下去，直至成为党内斗争与两党内战的牺牲品。瞿秋白的遗作《多余的话》，除了直陈命运的误会与自省之外，没有怨恨这个世界的任何人，这正是一个只求速死的沉没者的心态。

1987年，德国监狱中的一个93岁的老犯人自杀身亡。此人可不是一个普通罪犯，他是鼎鼎大名的赫斯，曾经是希特勒的副手与指定继承人。1941年，赫斯神秘地独驾飞机闯入英国，声称要直接与英国议和。对于这一离奇事件，至今都没有一个公认的合理解释。赫斯作为战犯在纽伦堡被判处终身监禁，一直被盟军关押在单身牢房中。这头曾经的纳粹雄狮，如何打发那漫长孤寂的牢狱时光，如何看待那实际上已经沉没的人生，未见有关记载。他的自杀当然不奇怪；奇怪的倒是，他没有选择更早自杀，居然有耐心熬到93岁！

文革后的第一次高考之际，广泛流传着几个少年天才的故事，其中江西的宁伯或许最负盛名。宁伯不负众望，被选入中国科大少年班，表现不俗，毕业后被留校任教，在当时任何人眼中都是前程无量的年轻才俊。但出于所有人意外的是，几年之后宁伯就从人们的视线中消失，据说是遁入空门，成了中国具有最亮丽学历的出家人。前些年，宁伯又突然出现在电视屏幕上，讲述着他的经历与感触，人们不无惋惜。至于他的人生是否应算沉没，恐怕无人能够定论。

打捞沉没

人生可以丰富多彩、光辉灿烂。但一旦人生沉没，无论是被外力摧残还是自暴自弃，就让一个本来有声有色的人生故事嘎然而止，除非被某种力量打捞上来。

沉没的人生既可能因他人的打捞而得救，亦可能因自己的打捞而得以自救。不妨仅考虑自救的事例，这种情况或许更富有启发性，下面的三个例子尤其不失感人之处。

迄文革之前，千家驹（1909—2002）都是响当当的左派。他既是有影响的经济学家，又有老革命资历，这样的“又红又专”人才，在那个时代简直是“人间极品”。就是他这样的智者，也没看清：毛恰恰不可能放过他这种有本钱特立独行的人，岂不成为重点惩治对象！从此，他就沉下去了。文革后，他不再甘愿做供人驱使的工具，终于获得了做人的尊严。即使已近黄昏，得救的灵魂还是改变了他的生活。

他不需要特别感谢什么人，是他本人打捞了自己。

论学问与资历，褚时健（1928—2019）都远不及千家驹；但在改革开放初起之际，褚时健是更大的名人，因为他以超人般的神力，掌控着“红塔山”香烟的生产销售，而几乎全国的官员喜爱红塔山远胜喜爱千家驹的经济学。褚时健的好运只维持到世纪末。陷他于牢狱之灾的那个案子扑朔迷离，我至今也没有看明白。此后他得靠自救了，自救的过程倍尝艰辛：他以74岁的高龄重新创业，上山种柑橘。他为千家万户提供了一种称为“褚橙”的果品，无论人们喜欢不喜欢，就是这种果品打捞了褚时健，让他重新成了家喻户晓的人物。

几年前，我有一次机会访问某个模范监狱。当我来到一个关押颇受优待的重要犯人狱舍时，有人告诉我：其中端坐读书的老者，就是鼎鼎大名的牟其中。在1980年代，牟其中比褚时健名气更大，单单是他自己筹资去俄罗斯购买4架旧飞机一举，就震动了全国。与褚时健相比，让牟其中倒霉的那个案子更离奇，就不去说了。牟其中在做大生意时或许牛气冲天，但“沉没”之后便无计可施，几乎服完了漫长的刑期，不久前才出狱。不同于褚时健，牟其中是富有思想的人，见地文章都属上乘。据说他在狱中天天健身，风雨无阻，显得像一个胸怀大志的人。但这足以自救吗？一个八旬之人（生于1941年），不会眼看机会擦身而过吗？一个失败者打捞自己可不容易啊。

打捞记忆

即使不同观点的人，都不能不承认里根（1911—2004）是改变了历史的强势领导人。但在1994年之后，即使里根本人也不会这样高评自己了：他因老年痴呆症而丧失了记忆，不再记得自己曾经是里根总统了。即使他的人生仍然继续，却不再能与其前半生连接起来构成一个整体。他的人生沉没了，使其沉没的就是记忆的丧失。

即使不患老年痴呆症，人们的记忆也会逐渐丧失，也会使人生逐渐地或者部分地沉没。如果要打捞这一类的沉没，那么就只有打捞记忆，这意味着打捞那些已经或者即将遗忘的东西。或许我们永远都无法完全做到这一点，但如果听任遗忘啃噬往事，人生将会沉没得更快！

人类已积累足够多的方法来打捞记忆。

个人打捞记忆的方法多种多样：写日记、撰写自传或者回忆录、反思、忆旧、追寻旧梦等等。最简单、最容易操作的是忆旧，与伴侣或家人一起忆旧，重新拾起那些使人生变得支离破碎的丢失环节，再次体验以往那些优美时光的激动与欢欣。当然也不免再度陷入曾经的痛苦与悲伤，但这未必不会加强当下的乐感。如果当下并不幸福，那么在忆旧时就不妨忽略那些伤心事。

无论人们如何认定梁启超一家三代——梁启超、梁思成、梁从诫——都是失败者，我都认为他们一家，是现代中国最具传奇色彩、最能激发美好想象的家族；梁氏的家族史，可以铺叙成一部地地道道的的中国近现代史。你可以想象，当梁氏一家围坐在梁启超或者梁思成夫妇周围忆旧，其话题将涉及多么波澜壮阔的历史图景！我甚至想象，如果有幸进入现场，该会何等惬意！如果有文字或者影像资料存留于世，让更多的人分享，那将是民族的幸事。而严酷的事实却是：在文革年代，想象中其乐融融的那种家庭，连忆旧都不可能了。

大多数人都是平凡人。即使一个普通家庭，围绕老祖母的炉边夜话，同样会妙趣横生；那种场景本身，今后又将成为忆旧的材料！

对于记忆的社会打捞，与上述的个人打捞没有什么本质的不同，但在视角与规模上却可能差别甚大。

江青当然是不太被人喜欢的人物，谈论她会激起许多人的痛苦回忆。但一旦进入历史，任何人就获得了平等的身份。与其他人一样，江青一样有权利通过自己与他人的忆旧来呈现完整的人生。这件事对于江青本人固然重要，对于民族或许更加重要。如果江青本人做这件事，无论取零碎的或者系统的方式，都属于个人打捞记忆。江青似乎没能干这件事，这就成了永远的缺憾。如果某个学者或者学术机构，汇集与整理有关江青的回忆材料，那么就属于社会打捞。社会打捞显然有其面面俱到的优势，却失去了个人打捞的那种“亲历性”。

在多年前的闲聊中我曾提醒友朋：江青不失为中国的国宝！没有在其有生之年用好这一国宝，尽可能发掘其特有的历史记忆，损失之大，不下于废弃一个古文化遗址！能够肩负打捞责任的人失职了。此处“打捞”二字所显示的紧迫性，岂不实实在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