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反对我？

在1959年的庐山，对彭德怀的批判集中于一件事：彭在什么时候、以什么方式反对领袖啦？至于彭对国事所陈述事实的真假、其观点的对错、其意见的是非等等，则无人过问，甚至刻意回避。这当然没有什么不对，因为那个时代的教义与哲学就是：功罪的唯一标准是你拥护谁反对谁。这种教义使国家治理、道德与理想都高度简化了，从而开创了一个全新的另类文明！

朝堂问责

古代朝堂君臣们说些什么，今天已难知其详了。但从留于史籍的某些记录来看，也并非完全不着边际，有些对话还颇激烈，涉及深入的政策辩论。例如，西汉的《盐铁论》所记载的，就是关于当时经济政策的朝堂辩论。那时的大臣，似乎还能直抒己见，还没有完全养成只看皇帝脸色的习惯。

至于现代的朝堂，则完全是另一番光景啦。那种称为“辩论”的东西，早已绝迹；代之而起的“讨论”，则几乎是清一色模式：一旦大家已确知圣上意见如何，那么讨论的唯一任务就是：大家都搜肠刮肚、引经据典来论证圣上的意见英明正确；公然提出反对意见进行辩驳，那是没人敢想的事情，就是被斥为“有反骨”的彭老总，我想也未必敢。那些为撰写剧本而采访讨论现场的剧作家，大概会十分失望，因为这样的现场未免太乏味，没有一丁点儿讨论气氛。

只有一种情况的出现能将人们的情绪调动起来，这就是涉及“谁反对谁”了。

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对彭德怀的批判进入深挖阶段，再没有什么可讨论的，众人仅仅深挖一件事：彭在什么时候、什么事情上反对领袖了。毛的引导十分精准，也开门见山：你1931年在宁都时是反对我的……1935年在赤水也没有支持我，如此等等。都是40余年前的陈年旧事，一件件数来，记忆力之好，肯定世上无二。

这是一种独一无二的朝堂对话模式，其简洁达于极致，它可以归结为两句话：

“那时你站在谁谁一边反对我！”
“我不反对主席，只是对主席的思想还没有理解透彻。”

这肯定是政治史上最简洁的对话，无论希罗多德还是塔西佗，都不可能从他们熟知的史料中，找出可以比美的类似对话来。唯一的尴尬处可能是：洋人们无论如何都看不懂这种政治，致使这种政治无法成为人类的共同遗产。如果政治完全归结到“两人算账”：你反对过我吗？那么，此中就不再有常识中的政治了！

站在哪一边？

还是纠缠着老问题：你反对谁啦？而这又涉及另一个更基本的问题：你站在哪一边？这就进入到现代中国政治的核心：站队问题。此问题的深奥复杂，老学究们就是穷尽其一生才智，也是理不清的。如果理清了，那么现代中国的政治学，就再没有什么难处了。

1960年之后，毛在最高层会议上，就不再作那种有底本的长篇报告了，只作一些漫谈式的即席讲话或者插话。他依然十分健谈，纵横捭阖，挥洒自如，常常令听众倾倒。只是谈话内容单一些，几乎专注于忆旧，依中国民间的习惯说法就是翻古。在翻古中毛最爱谈的是与老朋友或老对手的纠葛，他提得最多的人是王明、博古、洛甫（张闻天）、朱老总、少奇、恩来、稼祥等等。对于那些与他或者与他的对手站在一边的人，他从未忘记，也从不打算忘记，而且一生都频繁地提起。对于他来说，站队的重要性绝对是第一位的。正是这种不可动摇的偏好，决定了中国现代政治的底色。

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的站队，是毛终生惦记着的。

毛的谈话中经常提到：恩来在1930年支持了他，而没有站在朱德、陈毅一边，后者在苏区的一次关键会议上罢免了毛。不过，让毛耿耿于怀的是，在毛与博古发生争执时，恩来支持了博古；在抗战初期恩来支持了王明……。

毛当然记着：瑞金时期洛甫是支持博古的；延安时期，洛甫是“开明君主”，顺着毛的时候居多；但也没少站在对立面，直接干预他与江青结婚这件事，尤其让他终生不能原谅。

站队的问题，实际上是人际关系中的亲疏之别，它源于人性的深处，是任何人类群体都免不了的。就此而言，毛之所为并不违背世道人心。另一方面，文明不断将一些更高层次的因素注入普通的人际关系中，使得文明人类尽可能排除那些最粗鄙的人类感情，诸如挟私、嫉妒、忌恨、报复等等。

依据中国文化中的传统说法，就是君子与小人之分；从最高等级的绅士风度的君子，到最低等级的市井小人，有一系列程度不等的中间形态；文明修养使得人们近君子而远小人。仅仅依据亲疏站队，恰恰是最下等的小人形象，而唯有加入公义、是非、主义、真理等等涉及价值观的考虑，才使人脱离小人状态，上升到君子的高度。

不幸的是，现代中国的政治站队，却一直停留在最原始的等级，达不到现代政治所需要的那种高层次。

这就毫不奇怪，在毛留下的那些“闲谈”中，价值观的色彩竟然那样苍白，似乎丝毫不关心公义、良知、人道，只是一味纠缠人际亲疏，几乎停留在闾巷娘们闲话家长里短的水平。

反对之罪

现代中国对传统认知的最大颠覆是：对所谓“罪行”的看法完全改变了。历代熟知的罪行，多少合于人们的常识认知。这意味着：犯罪者违背普遍认可的公序良俗，或奸淫，或欺诈，或贪渎，或暴虐，或忤逆……。今天，这些罪行当然还不至于被完全取消，但降低到了相对次要的地位，而上升到绝对重要地位的罪行，实际上只有一个：

反对了不该反对的人！

下面我将这称为“反对之罪”。将这列入罪行，在大多数文明社会中，完全是闻所未闻！

“反对之罪”让多少无辜者陷入灭顶之灾，这在全世界都不再是秘密。最不可思议的事件出现在“史无前例”时期，那时有一条公开宣布的法律：凡攻击——在文明社会中叫做批评——正副两主席者，都要“法办”，这意味着判刑。因此罪而丧命者至少超过五位数。尽管其中绝大多数后来都平反了，但“批评某个个人”有罪这一原则，却并没有正式废除，仍然不时出来大发“吃人虎威”。

我宁愿说这是一件好事，它让人们知道了：什么人是绝对不可触犯的。既然“趋利避害”是人的本能，而触犯某些人绝对有害，而且害莫大焉，那么不去触犯不就得了。正是这一常识救了无数人！

但如果全社会都如此行事，那些不可触犯的人，势必成为“顶级捕食者”，社会生态将如何恶化，就可想而知了。考虑到这一层，诛杀批评者就不是什么好事了。而且，如上生态也会使所有人都进化成某种新人类，其中的“不可触犯者”是绝对无人敢碰的。这种新人类将是人类的归宿吗？

反对的权利

为对“反对”进行概念分析，首先指明“反对”的如下要素：反对者、被反对者、反对的意向、反对的理由、反对的行为。其中反对的意向与反对的理由，对于反对者与被反对者来说，固然都值得关注，但并不构成追究责任的依据；当然，也不进入“罪行”之内。

考虑乌克兰战争这一例子，以下分析只限于两人：普京与某个独立媒体人M，后者持反战立场，于是M与普京分别是反对者与被反对者。M在其公开文章中表达了自己的反对意向，且解释了他的理由：战争违背道义，而且将损害俄罗斯人民与俄罗斯国家。除了发表反战文章之外，M并无其他行为。那么，M的“反对”是一种罪行吗？无论M的反战意向还是其反战理由，都不能作为定罪的依据。唯一可能的定罪依据，就是“发表反战文章”这一行为。在开战之前，依据普京对法治的承诺，保护言论自由的法律阻止了对M追罪。但在开战之后，普京通过了专门保护自己的法律，M不再有权利发文反战了，因而他的行为将被追罪。

可见，“反对行为”是否有罪，须依当时的法律而定。

在一般情况下，如果没有任何反对行为，即使“反对意向”表露无遗，也是无罪的；这意味着“表示反对”是一种当仁不让的权利，这既与被反对者的身份无关，也与反对的理由无关。

那么，“你反对我”为什么有时竟然是一种可怕指控呢？

首先，这多半是因为被反对者不可触碰的特殊地位；而在一个法治社会中，根本不存在这种免于反对的特殊地位。就是上帝，也可以反对，更何况那些俗体凡胎的人呢。至于“不能反对领导”这种说辞就更不值一提了，领导比上帝还尊贵？

其次，“毁谤被反对者”经常成为极可怕的指控。“毁谤”确实为任何法治社会所不容，但“毁谤”的构成十分严格，并非可以随意指控。例如，批评普京“专制”，就是普京本人，大概也不能指称这是毁谤；但若批评普京贪污而又不能举证，则肯定要被控毁谤了。

要使以上两者都不能用来追责反对者，就需要健全的法治环境。而我们所遇到的环境多半离法治甚远，反对者恐怕就不能太自信了。在“反对谁”与“凭什么反对”这种事情上，就得三思而行；否则，无论你如何勇气可嘉，都可能遇到一场噩梦！

如已说到的，“反对”是一种权利，也应当成为一种权利。但也不必太天真，这种权利来到人间，充其量也不过一两百年时间；在此前的漫长历史中，对强势掌权者的反对，都是一种闻所未闻的事情，也不可能有多少人胆敢一试。兑现“反对”的权利，需要一种全新的文明，这种文明的诞生之日，世间已经竖起了一面大旗，上面大书“自由、平等、博爱”！这个世界的很多人，认为这些东西平常之至而不再介意；另外一些人则并不相信这些东西能真正实现。显然，只有对第一部分人，“反对”才是一种权利。如果当下“反对”还不是你的权利，那么就等着吧！该有的东西总会来的，但也不可操之过急。

需要反对

今天，就是最开明的人，都不太可能主张激烈的反对行为，至多不过是认可“必要时反对也行”；或者套用一句常用语：“反对”也许是一件不得已的坏事！如果我现在告诉你：“反对”就是“天底下最有价值的大好事”！你想必会大惊失色，突兀地惊呼：遇到危险的“极端分子”啦！

其实，我的主张一点也不极端，“反对”就是人类经常不可缺少的一种选择，它在文明演进中重要极了。

且不说整个民族、国家、社会等等超大群体所实行的那些波澜壮阔的反对行动，这些不容易进入个人的视野与日常选择。就是在范围狭小的日常生活中，也经常会遇到不得不选择反对的事情。例如，你会毫不犹豫地反对孩子没日没夜地玩游戏；反对你的好友冒险投资；反对任何人闯入你的私宅；反对进行股市投机的和尚；反对滥施暴力的城管……。这一类的反对要多少有多少。

你似乎觉得，你反对的“反对”不是这些，而是那些让你不寒而栗的“反对”。实际上，你头脑中始终有一片阴影在徘徊，那就是彭德怀在朝堂上奋不顾身的那种“反对”。那种“反对”少之又少，在人类历史上从未成为常态，并不是人们必得效法的榜样。但恰恰是这种“反对”可贵之极，值得载入历史，且已有不少已经载入历史。试想，如果没有荆轲反对秦始皇，没有王司徒反对董卓，没有徐建业反对武则天，没有岳武穆反对秦桧，没有谭嗣同反对慈禧，没有蔡锷反对袁世凯……如果没有这些惊天地泣鬼神的反对，我们的历史会失去多少光彩！它还配称一部激动人心的文明史吗？

然而，人们仍然难以首肯这一类的反对，常常不假思索地将其与“反贼”联系在一起！人们或许只需要那种更安全、完全不必剑拔弩张、但又有益于文明的反对。但哪来这样的反对呢？

这就需要一种完全不同类型的文明，在这种新文明下，反对成为一种常态，成为社会或者文明实行更新的一种必要手段。今天，如众所周知，在市场、工业、科学技术的引导下成长起来的那种文明，就正是符合这种要求的新文明，它正缓缓渗入全人类的生活；没有人怀疑，它将是人类社会的归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