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份的贵与贱

我们长期生活在一个身份社会中。无论对尊贵的身份顶礼膜拜而且求之若渴，还是因卑贱的身份备受歧视而深怀怨恨，都希求着身份的某种提升，却很少去思考：一个身份固化的社会，难道有足够的合理性与持续的生命力？当现代的平等意识开始躁动于心，你或许会感到，身份的外壳陈旧过时，限制了所有人的发展空间与身心自由。

古人的身份

现代人在职场上辗转周旋，一生得无数次地填履历表，这大概是举世皆然。在这件事上，自然也少不了中国特色，那就是对身份的非同寻常的看重。

今天重要的或许是官阶与职称，而过去年代则更重视家庭出身与个人成分，这当然与阶级斗争的警惕性有关。

说真的，我至今都不太明白，履历表上的这两栏该如何填；常常望表踌躇，难以命笔。在中国，成分二字的无穷奥妙，是一辈子也体会不尽的。

倘若你是一个官儿，当然会欣然写下“革命干部”四字。至于其他身份的人，就没有这种好心情。如果填上“工商业者”，那就几乎已供认自己是贱民了。这番滋味，不是今天的年轻人所能想象的。

人的身份，犹如标签，在一个等级制社会中是绝对不可少的。

古代世界盛行等级制，自然特别重视身份，普天之下概莫能外，中国并无什么特别之处，只是身份的标签有所不同罢了。辛亥革命之前与之后固然有天壤之别，但实际上，家庭出身与个人成分这种个人信息的重要性，是古今皆然的。这足见先人智慧的惊人超前。

确实，古人将身份区分为家庭方面与个人方面两个要素，是很有见地的。当然，在不同的年代，两者的重要性并不相同。分水岭是确立科举制的隋唐时代。

隋唐之前，家庭出身绝对是最重要的。先秦封建时代就不必说了。封建制的主要特色就是土地、权力的分割与社会关系的世袭传承；连官僚制度都尚未充分发育，个人的自由流动与进身就更是罕见的例外，家庭或家族特权自然是头等重要的。

封建制的崩坏，造成了对家族制度的第一次冲击，以致像刘邦这样一个乡下无赖都能当皇帝，且带出了一大批“农村无产者”。

但两汉之后的六朝时代，家族的重要性又经历了一次高峰，其核心制度就是所谓九品中正制。那时的世家大族是正式入册的，在册的世族在权力系统中位居要津，就是皇帝老儿也得礼让三分。那时的社会是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出身寒微的人几乎没有什么上升通道。

到隋唐时代，九品中正制已成了强弩之末，但其影响仍然举足轻重。就连李世民这样的雄主，都有山东豪族看轻他不够显赫的出身。这迫使李世民二话不说，凭其权力将自己的家族提到世族序列的首位，而李姓也成了天下第一姓，旧豪族们能奈之何？

发端于隋唐、成熟于宋代的科举制，给官僚队伍的更新带来了革命性的变化。从唐代开始，贫寒人士终于获得了进身之道；到宋代就成了常态。此后，“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就成了天下士人的第一梦想。

科举制在原则上废除了世家大族进入仕途的特权，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自下至上的阶层流动，使“家庭出身”不再是一种凝固不变的身份标志。因此，说科举制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一项划时代的发明，并不为过。

至于个人方面，古代上流社会的个人身份主要体现于三个方面：爵位、官位与社会地位。在先秦封建时代，爵位当然是重要的。秦汉之后，爵位就不再是普遍的身份标志，仅仅是少数人的殊荣，官位成为主要的身份标志。

完整地写出官位，在古代常常是一件庄重而费劲的事情。社会地位其实主要决定于官方身份，例如爵位、官位、官授荣誉、科举功名等等。也有某些非官方身份，例如地方贤达、学界闻人、遗族贵胄等等，与个人社会地位相关；不过它们只有次等的作用。

毫无疑问，在中国古代的大部分时间内，官位绝对是最重要的身份标志。即使是家庭出身、爵位、社会声誉等等，也多半直接或间接地与官位有关。

即使按其职分并不进入官吏序列的人员，例如太学生、妃嫔、国祭法师等，也是比照官位制定等级的。如现代流行的，这种制度被称为官本位制，它的强大影响一直延伸到今天。对于官场身份的重视，几乎深入所有体面人士的骨髓，这实在是一种历史的积淀，并不能归于什么伦理范畴。

至于官场之外，乃至市井小民，也有身份的问题。水浒中的那个卢俊义，即使在聚义厅中少不了与李逵称兄道弟，但其心底里，大概是不愿与这种身份的人为伍的。

今人的身份

在马克思看来，即使是“资产阶级社会”，也告别了看重身份的旧时代。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指出，资产阶级使许多尊贵身份贬值了：

资产阶级抹去了一切向来受人尊敬和令人敬畏的职业的神圣光环。它把医生、律师、教士、诗人和学者变成了它出钱招雇的雇佣劳动者。

这意味着，似乎一旦资产阶级自己的身份也不再高贵，社会的普遍平等就指日可待。可惜，这样一种平等社会后来并没有很快到来。

实际上，新时代迎来的恰恰是某种相反的东西。如果说，有什么传统在今天得到最完整的继承，那么，它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身份社会。岂止继承而已，实际上被大大地发展了；某些最极端的形态，如果古人有知，恐怕也会瞠目结舌。

首先是家庭出身被提升到头等重要的位置。经历过1950—1970年代的人，都知道家庭出身在个人命运中的份量。除非你根正苗红，家庭出身这种包袱的重压，恐怕会是许多人心中永不消失的梦魇。

在那个时代，出身于旧时代的上层阶级，远远不是失去一些发展机会那么简单，实际上是时时刻刻都感到自己有罪；为了这份永远赎不完的原罪，注定要一直呆在炼狱中。

1957年与文革那种浩劫，许多人之所以蒙难，完全不是什么“现行”罪行，而仅仅是因为错投了胎，这有大量亲历者的回忆为证，就不去特别举证了。1966—1967年，北京大兴县与湖南道县，成百上千的青年乃至妇幼，霎那间成了刀下之鬼，仅仅是因为他们的父辈曾经多了几亩地。

在给整肃对象痛施贬抑方面，政治运动的设计师们的想象力与首创性，应当使其国外同行唯有羞愧；黑五类这一绝妙称号的发明就是最好证明。这一标签杀伤力之大，只有亲历那个年代的人，才有真实感受。

黑五类毕竟是少数啊，其他大多数人不是好好的吗——这是听到最多的一种抗辩。确实，黑五类最初不过几千万，在总人口中当然只是少数。但这个数字增加得很快。且不说1957年之前就已经运动不绝；57年的55万右派及其家属子女，总数就不下300万。

1959年反彭德怀的运动牵连数百万人；1960年代四清整肃数千万人。因此而增加的黑五类有多少，恐怕根本没有人认真统计过。至于文革，就更不必说了。1978年叶剑英的著名讲话中提到，文革受害者多达一亿人，这该造成多少黑五类！

如果认为，由此累计起来的黑五类还不够多的话，那么就应想到，依此趋势发展下去，再不会有人觉得自己是安全的。试想，连刘少奇的子女也做了多年的黑五类，谁又能担保你永远不会成为黑五类呢？

黑五类会有什么遭遇，再没有比用“贱民”一词来描述更合适的了。印度的贱民处境如何，人们可能略有所闻。黑五类的境遇未必比印度贱民好些——对印度种姓制度深恶痛绝的人未必都知道，印度已经出过两个贱民总统了。

在那个年代，在人们心中稍有一点甜头的机会，诸如招工、入学、获奖、晋级、提干、求偶等等，如果落到黑五类头上，那可真算是天大的奇迹。1980年代，因被当时的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李锐举荐，一度成了全国闻人的湖南才子钱宗仁，就是1963年的高考落榜生，他各科成绩俱优，却依然抵消不了家庭的富农成分。现

在的年轻人，或许以为“富农”一定是什么万恶不赦之徒；而实际上，那不过是今天农村大受鼓励的“种田能手”一类的人物。

不消说，古代不乏惨酷记录。但史籍上也记载着：岳飞、于谦等人的后人都活着（与岳飞一起被诛的岳云当然例外），且照样取得功名。

鲁迅的祖父因科场舞弊案而被查办，差点掉了脑袋，这使其家道中落。但这并不至于使鲁迅成为黑五类，否则就不会有大文豪鲁迅了。与此对照，就不能说现代的黑五类有什么幸运可言了。

至于身份的个人方面，就大多数人而言，几乎就被家庭出身决定了。就是已经沦为阶下囚的薄熙来，当讯问者问及他与其“金主”徐明——他为薄家的庞大开销付账——的关系时，依然不失红二代的高傲，愤然反问道：“我是什么身份，他是什么身份？”

当然，就是职业上的差异亦不可忽视。其实，由职业决定的身份差别，就是从称谓也可以看出来：农民称老汉，工人称师傅，官儿称首长……这些都是毫不含糊的。

如果你去找一个官员办事，而由于习惯的关系，竟然脱口而出称他为师傅，那你就等着瞧吧。反之，如果将办事员误称为科长，或误称科长为处长，一般说来，倒没什么问题。

了解了这些之后，你还能说，我们的社会是一个不计较身份的平等社会吗？

身份社会之弊

一个本来应当人人平等的社会，却因身份的贵贱之分而分裂为不同等级。对此，上帝是否为之愤怒，我们俗人无从知晓；至于因身份低贱而遭致歧视的人，或者满怀平等主义理想的人，无疑会十分厌恶，将其视为旧时代的腐臭遗存。

以身份来区分人的良痞优劣，在科学上与伦理上都没有任何根据，体现了一种蒙昧、落后、非理性且反人道的价值观。如果身份不只是偶然涉及，而是普遍而系统地起作用，以致实际上形成某种身份社会，那么，值得关注的就不仅仅是人们的喜好，而主要是它蕴含哪些社会恶果。

身份社会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它们源于同样的意识形态理由，而表现形式则有所不同。

其一，是基于意识形态的理由划定一个身份低等的少数，无论称为黑五类或者别的什么，都是长期受歧视的对象，实际上是政治贱民。

政治贱民中特别包括了一大批来自民国时代的知识分子，这些人的可悲命运实际上早就注定了：1920年代的一篇著名政治文献公开宣告了，中国知识分子中的相当一部分是不革命或反革命的！对政治贱民的系统歧视乃至虐待，其恶果不下于种族歧视。

希特勒对种族贱民的肆意践踏，最终导致罪恶滔天的大屠杀；文革中对政治贱民的极端歧视与煽动仇恨，也酿成了屠杀惨剧。北京大兴与湖南道县的惨酷故事，已载于文革文献，那都是一些不堪卒读的文字。

完全离开伦理、道义与公平性的评价，仅仅局限在功利主义的角度考虑，歧视政治贱民也毫不足取，它造成了巨大的人才浪费。一些本应能够报效国家的宝贵人才，因其政治贱民身份而葬送了其青春与才华。

那个被许多人认为要成为“中国的爱因斯坦”的天才物理学家束星北，竟然在右派、反革命等数顶帽子下凄苦一生，让其满腹才华与一腔报国热忱付诸东流，以致在离世之际老泪纵横。

至于仅仅由于出身原因，被拒于大学校门之外的年轻才俊；由于政治原因，被投闲置散的科技专才；以劳动锻炼为由，下放江西血吸虫地区的北京学人……，其惊世骇俗的故事实在不能尽书。

其二，同样基于意识形态的理由，划定一个身份特殊的少数，无论戴上红二代或别的什么桂冠，都垄断了权势、声望与机会，实际上是新时代的上等人。

在社会地位上，这些人与底层草民的差距有多大，讨不到工资的农民工、不知官府大门朝哪边开的上访者、各种生计艰难的失意者，肯定有最真切的体会。

上等人与民众在境遇、追求上的巨大差别，在情感上的巨大疏离，真正分裂了社会，将一个号称最平等的社会变成了一个实质上的等级制社会，让平等主义的理想成为泡影。

古代的等级制，固然毫无理性可言，但在那个民智未开的蒙昧时代，在对官儿习惯下跪叫老爷的时代，人们或许还能承受。

但今天民智至少已被初步启蒙，而且是一个标榜自由平等的开放时代，无论公开或隐蔽的等级制，都迟早得不到民众的认可，只会招致愈来愈强烈的反感乃至怨恨。

上述两种身份成见，前者已为时代所不容，但后者却有愈演愈烈之势。其前景如何，就只有去问这二代那二代了。